，利益至上，国家之间哪有所谓的公平、道义？别人不仅不会坐视你强大，甚至还会拼命阻拦。
别说一战了，打得更惨烈的二战之后，世界格局还是没有多大变化，也就用几千万条生命确定了国家和边界线。
发达国家还是当年的列强。有几个国家突破了阶层壁垒？
非常少，说得出来的可能也就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
但他们都属于小国，新加坡有马六甲的天然优势，足够让一个新加坡强大。要是没从马来西亚独立，新加坡可能只不过是下一个开罗或者孟买。
韩国规模大一些，人口、土地、经济都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江苏省，战后当了美国小弟，朴正熙等人的国家主义干涉经济起到很大作用，扶持起几个超级企业。虽然代价是这些企业被华尔街强力控制，但总归让韩国成了罕见的从战前一贫如洗到跃升为发达国家的特例。
和他们不同，中国能取得的长足进步太难了，完全是自力更生，走的是少见的正路。
列强当年发展起来工业靠的是吸殖民地的血，疯狂掠夺。
中国则是工农业剪刀差，牺牲多年农业，扶持工业，直到工业崛起，才又反哺农业。魄力和决心方面，中国说第二，还真没其他国家敢说第一。
资产阶级的精英或许也有这样的眼光，能看到这条正确之路，但可惜没有动手的魄力，更没有条件。
李谕在巴黎没必要多待，准备动身经由美国回国。
后面的事他已经知道。
5月1日，中国谈判首席代表陆徵祥电告北洋政府和会的进程，他在给外交部的密电中提出三种解决办法：
其一，全体代表离会回国；
其二，不签字；
其三，签字，但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
陆徵祥附上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第一、二种都不现实，只能采取第三种。
也就是说，陆徵祥主张有条件签字。
不过历史在这时候拐了一个巨大的弯。
陆徵祥和北洋政府都没有想到，在他拍发电报跟北洋政府商讨最后方式时，同在巴黎的梁启超已经在几小时前将情况发给国内，从而不可控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很难判断梁启超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初衷肯定是想通过向政府和国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向和谈代表施压，令其千万不要在和约上签字，爱国之心油然可见。
不过梁启超在北洋政府没有形成最后决策之前，将消息提前公布，似乎有超越程序之嫌。
因此有人认为这是研究系对执政的安福系的打击。
5月2日的《晨报》顷刻售罄，短短两天后，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点出现。
梁启超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封电报有这么大作用。
后来被赶下台的曹汝霖以及安福系要员把“五四运动”归咎于梁启超以及研究系。在他们看来，发表了很多关于和会文章的国民外交协会以及《晨报》都隶属于研究系。
不管政界如何争论，反正原先对取得欧战胜利、并对巴黎和会抱有巨大希望能够收回山东的国人，被泼了个透心凉。
北洋政府那边，众议院立马召开会议准备对内阁施压。
国民外交协会也作出几项决定：5月7日国耻纪念日（二十一条而来），召开国民大会，如巴黎和会不能同意中国的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
更多的电报则发往巴黎中国代表团，警告代表团不得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甚至直接警告陆徵祥：“公敢签，请公不必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