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下子，而且他本人也是搞数学起家的，当年崇拜汤姆逊的“数学物理学”，转入了理论物理学研究。
海森堡原本有志于数学，但索末菲看得出，他的物理直觉也异常好，于是说：“还好他没有离开慕尼黑。”
数学此后帮了海森堡的研究，而且帮助不小。
比如他提出的矩阵力学，对同时期绝大多数物理学家来说，根本就不知道在讲什么！
因为这时候矩阵（或者干脆叫线性代数）只有少部分数学家搞，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研究莫名其妙的矩阵。
海森堡那时候属于硬碰，因为他也是研究了好久才知道原来自己费了大劲弄出来的东西，数学界早就有人搞出来了（仅限数学部分）。
虽然绕了弯，但这件事完全展示了他在数学、物理两方面的巨大天赋。
稍晚些时候，索末菲把海森堡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李谕同在办公室中。索末菲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后，就决定收下他。
“我愿意接纳你，但我的研究所比不上维恩教授的实验室。”索末菲说。
海森堡觉得无所谓：“我并不擅长做实验，实验室小一点没关系。”
索末菲说：“你还要征得父亲的同意吗？关于你要进入大学学习理论物理学。”
“我想不需要了，否则他会很担心，”海森堡说，“但我是真心崇拜今天演讲的李谕先生还有爱因斯坦先生，愿意转入理论物理学。”
李谕说：“那你知不知道，爱因斯坦先生曾经在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乃至于在一家专利局当了好几年专利员，才谋求到了一个大学教职。理论物理学的就业面非常窄，几乎仅限于大学教授。而数学与实验物理学发展了多年，在工业界和中学中都可以轻松找到工作。”
海森堡自信说：“我肯定可以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即便现在大部分的大学教授已经满员，因为我比他们都要强。”
李谕笑道：“祝你好运。”
他能进入索末菲的研究所挺幸运，现在研究原子光谱这种量子问题的研究所没有几个大学开设。
当然了，按照要求，研究理论物理学的学生肯定要必修维恩的实验物理学课程。
在慕尼黑接下来的几天，李谕写出了关于“全同粒子”的论文，准备投给《SCIENCE》。这算开个头，“全同粒子”的实验证实要等到1980年代。
而理论上的研究，则要靠另一个还没出山的量子力学大神——狄拉克，以及一些其他的物理学家，如费米等人的工作慢慢完善。
只不过在这个时空下，未来的“玻色子”一词很可能会被改成“李谕子”，因为这些名字本来就是狄拉克起的（按照对标准粒子模型的贡献来说，叫做狄拉克子其实更合适）。
——
现在的欧洲还是没啥理论研究环境，与爱因斯坦他们多待一周后，李谕便回到了巴黎。
代表团只知道李谕又参加了众多大学演讲，还不知道他在粒子物理学上马上就要迈出的一大步，因为他们正被巴黎和会“最高会议”的决定搞得焦头烂额。
美英法三国的首脑组成最高会议刚刚约见了中国代表团，由对中国态度较好的威尔逊传达了他们决定的最终方案：“日本将获得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
简单点说，就是德国在山东的有关权益转交给了日本。
威尔逊特意给顾维钧、陆徵祥解释说：“现在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最高会议希望能被中国接受，它也许不能令中国满意，但在目前情况下，已是所能寻求的最佳方案。”
但中国代表团肯定不能接受，这不还是相当于丧权辱国嘛！
在与顾维钧会面时，他对李谕失望地说：“我们还是彻底失败了，虽然竭力争辩，要求由德国直接向中国归还夺去的权利，但毫无效果，最高会议决定把方案列入巴黎和会的对德和约，不会再就中国问题进行讨论。”
李谕无奈道：“果然如此糟糕。”
顾维钧说：“太无力了！弱国无外交啊！只能希望北洋政府不要让我去签字，因为这对我来说无异于死刑。”
李谕叹道：“尊严只在刀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顾维钧同样说：“列强还是列强，即便我们是战胜国，也没有用。”
虽然巴黎和会要在一个月后才会正式举行签字仪式，但对中国代表团来说，结果已经注定。
顾维钧的表现堪称外交场上的艺术家，但北洋政府此前埋下的祸根还是无法消除。
就像玩王者，一个大佬带四个菜鸟，如果赢了，这些人会直呼这个人牛逼；若是输了，这四个人会狠狠地责怪大佬，说都是因为他才输了。
好在顾维钧这人够强硬，没有因此背锅，反而开启了人生高光。
陆徵祥等人表现得还是多少有些软了点，但背后的北洋政府才是本质原因。
身处近代史，李谕完全明白了为什么历史教科书会写一句：资产阶级革命失败是因为他们有软弱性。
在这个世界，真心是弱肉强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