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刻碎裂，融化，分崩离析，在退潮后的沙滩上任人惋惜地哀叹。
他猛地在黑暗中坐起来。
一种奇异的欲望驱使着他：想找个人说话，想要被听见，想要有人为他流泪。
几乎是本能般地，他从枕下拿出手机解锁，打开微信，却在点进关澈的对话框的前一刻停下。
不行。
他抬手捏了捏内眼角，最后为按捺不住想找她的冲动选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打开百度，输入了关澈的名字。
然后就看到了她人生中自己从未想象过的那一面。
她从A大毕业五年，大大小小的项目竟然参与过近十个，算算年份，应该从大二开始，就已经开始在纪录片行业深耕，前期的项目周期都很短，题材有小众非遗、当代年轻人心理问题、草莓族、00后整顿职场、失落的民俗传统、996人士的饭食记，各种各样不一而足，大部分的策划署名都是她，连带着一些执行导演之类的职位，经过几个小项目练手，她的名字终于金灿灿地写在了“导演”那一栏里。
虽然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成本作品，但从评分和影评，一眼就能看出她的进步。
原来她是这样走到今天的，高圣川想，原来我在冰上要死要活训练的时候，她也在另一个地方这样日复一日努力着。
她也一定有过想放弃，但咬牙硬忍下来的时候。
我们两个，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怪念头，论据是事实，但全世界这样的人有多少，他却偏偏觉得，她是那个跟自己一样的人，让谁听见，一定都会觉得他有病。
他在黑暗中自嘲地嗤笑一声，又接着往下翻。
最近的作品，是一部追踪人为替候鸟改变迁徙路线的纪录片，叫《飞鸟相与还》。这部看起来就跟以前的项目不一样，预告剪得扣人心弦，电影质感，字幕都是双语，看得高圣川都想去看看全片。
那种空虚、脆弱的感觉竟然渐渐褪去，露出的空缺被一种叫做骄傲的感觉迅速膨胀填满。
他还特意看了署名：关澈，执行导演。
怎么又成执行导演了。
他又扫了一眼海报，没看见关澈的名字，倒是看到上面出品方的名字写得巨大：黎氏影业。
高圣川的妈妈就姓黎，黎氏影业，是他外公的产业。
“哟。”艺术素养低得令人绝望的高圣川当然不会联想到“宿命感”之类的词：“这不是巧了吗。”
*
关澈真正想做的事情，在医院里。
她想要用自己的镜头，带上观众的眼睛，去看一场人生尽头的谢幕。
死亡的阴影里有痛苦和绝望，有无法割舍的悲痛和难以弥合的创伤。它作为生命最后的一个句点，是被忌讳的，是不祥的，是需要用各种词和各种把戏绕过去避而不谈的。
这些她都知道，但她依旧无法理解母亲的选择。
一个人的一生可以就这样轻飘飘吗，可以仅仅因为另一个人的离开，就放下一切，转身赴死吗？
她不明白。
也许是母亲的问题，她想，其他人的人生终点，当他们回顾自己起伏曲折的一生，他们会觉得满足且坦然吗？会觉得不枉此生吗？
记录死亡，是关澈在念书的时候就决定好了的志向。
她跟陈舒羽提过这件事，跟平日里两人对选题有商有量的态度不同，陈舒羽直接兜头一盆凉水：“这题材晦不晦气？哪家投资人愿意花钱拍人哭天抢地，拍尸体，拍太平间？”
她着实哑口无言了一阵子，但扔挣扎着负隅顽抗。陈舒羽冷笑一声：“那你自己去试试，你看医院让不让你扛着摄像机进门。”
他是对的。
关澈试过自己去拍素材，结果人人冷眼相加如临大敌，设备差点被砸了不说，人还被请到医患关系办公室去喝了三小时的茶——无论她怎么解释，对方都不肯相信她只是来观察来拍纪录片的，不停地盘问她的工作单位，甚至想要旁敲侧击地让她拿出记者证。
“我当然是相信你的。”办公室主任看起来老于此道，言语殷切：“但是我们承担不了这个风险，你明白吗？”
关澈盯着面前一杯清茶飘出的袅袅青烟，只觉得自己幼稚得可笑。
这茶可真难喝，她默默想，但凡面前的这个中年男人能有一点点私心，这茶都不该差到这种地步。
从此她不再拍了，但没项目要忙的时候，还是常去，跟打卡一样，什么也不做，就坐在那里做一个合格的旁观者，要是有人需要帮忙，就过去顺手帮一把。
但大多数时候，她深深觉得，生老病死之间，她自己也不过是个渺小的过客，根本什么也做不了。
今天她依旧坐在肿瘤科的走廊里，承受着一些质询和狐疑的目光。她甚至发现有个面熟的小护士，每隔十分钟就会探出头来看看，她有没有做一些收不了场的事，想必是从前吃过亏了。
有这里常住的病人眼熟她，冲她点点头，也有她曾经帮过的人扬手跟她打个招呼：“小关，又来啦。”
关澈轻轻颔首，弯起眼睛打招呼：“最近有好一点吗？”
“嗐，好什么，”来人并不避讳，大喇喇一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