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与三国时期的“大司农”，年俸二千斛，位列九卿。
从职掌来说，相当于后世的“农业部长”兼“财政部长”。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大司农这个官职，掌管着全国的租赋收入和财政开支。
另外，全国的仓储、水利、屯田、手工业与商业管理、货物调配、物价管制等等，也是由大司农负责。
孟光“兴修水利”的奏表，确实是“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大好事。
对于此时的汉国来说，二百万铢并不算多，甚至只是毛毛雨。
但是，众臣争议多日，两郡的水利工程迟迟不能“立项”，孟光只能干瞪眼。
姜维算是看明白了：持反对态度的大臣，基本源于“益州派”，持支持态度的，反而是“荆州派”。
从表面来看，广汉郡与东广汉郡挖沟修渠，肯定对益州本土的世家有利。
但恰恰相反，它损害了益州本土世家的利益。
孟光身为入蜀避难的“外来人”，哪怕先后跟随刘焉、刘璋与刘备，哪怕兢兢业业官至九卿，却看不透这一点。
更深层次的“土地兼并”，他更看不到问题的本质。
自古以来，只要土地私有化，就会导致地方豪强的出现。
而地方豪强的出现，以及人口的锐减，又会进一步加剧土地的兼并。
一个奇怪现象，姜维也是最近才发现：没有土地的百姓，宁可租种“地主”的土地，也不肯自己去开荒。
这也是是没办法，在这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农民基本没有镰刀、铁锹、锄头和耕牛等等生产工具，只能租用“地主”家的。
而且，开荒的地点一般远离水源，很难灌溉，就算撒下种子也难有收成。
更夸张的是，手里还有土地的百姓，更愿意把自己的土地卖给“地主”——租种地主土地所缴纳的税赋，比耕种“自己的土地”更低。
这是因为，两汉时期是按“人头”征税，而征税的对象，正是“有田有地”的“庶人”。
而门阀豪强和世大族家，以及他们豢养的“男奴与女婢”，并不是征税的对象。
所以，百姓主动或被迫卖掉土地，再以“奴婢”的形式租种土地逃避税收，这就在情理之中了。
据《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刘焉时期的益州，人口一度高五百多万。
而益州地形险峻，几乎没受到黄巾军和军阀混战的影响，也没有重大瘟疫或天灾的记载。
此时的汉国，除了九十五万的“户籍人口”之外，到底还有多少的隐匿人口，姜维无法估算。
就以魏延来说，他府里的男奴女婢，大约一百五十人。
他的家将，也在一百五十人上下。
这些既不是“户籍人口”，也不是“纳税人口”，全靠魏延来养活。
仅靠他那点俸禄，养得起这么多人？
一出手就送自己一座大宅，他到底哪来的钱？
他的名下，到底有多少土地，又有多少租种土地的“奴婢”，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外来户”的魏延尚且如此，那些在益州经营了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本土士族，手里又有多少的土地和“奴婢”？
这个问题，估计永远不会有答案。
据孟光几个月的实地勘察，在广汉郡和东广汉郡大兴水利，确实可开垦出数十万顷良田。
可以预见的是，良田一旦开垦出来，必会成为“军屯”或“民屯”；
然而，汉国只有十余万军队，大部分长年驻于汉中，不可能在两郡实施“军屯”；
若要搞“民屯”，刘禅极有可能“三年减赋”甚至“三年免赋”，以吸引更多的人口前往两郡。
问题是，益州的“百姓”就那么多，到哪寻找足够的百姓去“民屯”？
刘禅的目光，会不会盯着既无户籍又不纳税的奴隶？
这种事情，二百年前就有人做过了。
而做这事的人，不到二十年就被干掉了。
所以说，为了自己的利益，“兴修水利”之事，益州本土士族的“代言人”绝不会答应。
那些家伙树大根深，别说是姜维了，就连刘禅、孙权和曹叡，也不敢轻易得罪。
可是，姜维也想当“地主”——这个时代最实在的东西，只能是土地，而不是官职。
哪怕某人的官职再高，也架不住众臣的群起围攻，早晚会有卸任的那天。
一不小心遭人陷害，还可能被诛九族。
世家大族树大根深，就算被诛了九族，也能成功地延续下去，就如东吴的周氏一族、诸葛氏一族，或者明末的朱氏一族。
自己一个“外来户”，别说诛九族了，就是诛个一族，也承受不起。
所以，土地，一定要“合法地”弄到更多土地！
只要有了土地，就有黄金！
建宁郡种甘蔗耗资巨大，并不是人力支出大，而是因为自己没有土地，必须租种别人的土地。
如果有了自己的土地，不论种甘蔗熬红糖，还是种粮食酿白酒，都不用看人的脸色。
可惜的是，成都周边的良田，至少九成以上在士族手中，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