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青铜器的命名，自然不会严格按照学术规定的来确定。
就比如这大小盂鼎，就属于阴差阳错被确定的名字。
而事实上，不管当时命名的对错，学术界却沿用了最初的定名。
当然，这也是有规则的，因为后来用的规则就是：即用大小来区别同一个盂所做的两尊青铜鼎。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
常见的说法是，“廿三年”盂鼎体量较“廿五年”盂鼎更大，正如大克鼎与小克鼎那样。
体量的大小，成为命名大小盂鼎的标准。
但是，出土后不久，小盂鼎便在利欲熏心的奇者手中消失了，至今下落不明。
现在有记录的铭，只是当时只留下了几幅漫漶不清的铭拓片。
据陈梦家先生的研究，见于着录的小盂鼎拓片，出自罗振玉的三代吉金存。
私人收藏原拓者有陈介祺、于省吾以及齐鲁发现的两拓。
而最初的着录者，也没有记录小盂鼎的尺寸和器型、纹样，使得现代一些专家，无从比较大小盂鼎的体量。
然而，就目前所能见到的两器铭拓片来看，大盂鼎铭共计291字。
小盂鼎因为锈蚀太重，人们仅能够辨认释读100余字，但推测原铭有400余字。
从字数来看，小盂鼎铭远多于大盂鼎。
尽管前者字体较小，但其庞大的数量，必然需要更大的腹壁空间。
因此不由得使我们对两器大小，充满疑惑。
近来有学者发现，清末齐鲁潍城收藏家陈介祺，在一封写给另一位着名藏家吴云的信札中，有这样的语句：“大盂鼎容八石，小盂鼎容十二石。”
如前所述，陈介祺藏有小盂鼎原拓，而作为海内闻名的藏家，陈氏应当见过原器，甚至可能亲自测量过其容积。
根据两器容积可以想见，小盂鼎实际上要大于大盂鼎。
因此，最接近事实的是，大盂鼎因铭字体较大，而得名为“大”，小盂鼎则相反。
这也成为青铜器命名中，最独特的一例。
当然，名字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东西在哪！
可以说，大小盂鼎的经历都十分坎坷。
对于这样的宝贝，是个人都想要，这也就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当时的岐山县令周赓盛仗势欺人，他以借鼎欣赏的名义，将宋家的大盂鼎骗走，其实是悄悄地将其卖到京城。
事情就是这么巧，在当时宋兆奎的孙子宋金鉴，就在京城做翰林。
他在琉璃厂闲逛的时候，发现了这尊大盂鼎。
自己家的东西，他焉有不认识的道理？
他就用3000两白银，又将这尊大盂鼎赎回。
然后不远千里，又将其送回西陕郿县的家中。
我国有句谚语，叫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这句话的意思是，富裕的家庭，一般超不过五代，就会变得贫穷。
当时宋家的后代有个官迷，他花钱捐了一个后补知县。
为了将知县落实，他就不惜将小盂鼎，送给了当时的西陕巡抚，那个巡抚就让他成了东阿的知县。
大盂鼎被另一个抽福寿膏的宋家子弟卖掉，解放后，大盂鼎被大海一个大收藏家献给了国家。
接着说小盂鼎的下落，根据史学家研究，这个宋家的官迷子弟，将小盂鼎送给的西陕巡抚应该名叫升允。
随着清政府在1912年灭亡，升允的好日子也到了尽头。
虽然他也折腾过，先后在津和岛青联络宗社党人，图谋复辟，可最后只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他饱受打击，并于1931年病故于津城。
升允手里握有一件西周的青铜重器，他始终是秘而不宣的。
可是他去世后这个小盂鼎，又成了升允后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
这里是推测，因为当时社会环境混乱，只能按照世俗的处事方法，来推断一下小盂鼎的下落。
当然，这不是平白乱推测的。
因为之后还有记载小盂鼎的着作，比如张扶万曾经在1938年西北史地杂志发，里面就有相关小盂鼎下落的记录。
商周铜器多出于今西陕凤翔岐山宝鸡眉县扶风各县说之中，曾经提到过这个西周的传世重器。
小盂鼎，或云亦宋金鉴家物，民国初年，陆建章为西陕督军，得之。
陆去陕时，为朝邑王飞虎即王银喜截获于省垣东关，载归朝邑。
王死后，为部下傅振甲所得，以后下落不明。
如果将上面的记载通俗一下翻译过来，就是小盂鼎在民国时代流传的次序。
西陕巡抚升允西陕督军陆建章西陕军阀王飞虎王飞虎手下傅振甲接下来小盂鼎就真正地不知所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