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摊摊手：“所以喽，上市以后重大决策不是我一个人可以随便拍板。”
日本此时同样有了东京和名古屋的股票交易所，岩崎小弥太多少有所了解。但日本早年由于制度的影响，股票市场并不活跃。
李谕隐藏了掌握绝对投票权的事，岩崎小弥太并不知情。
况且就算是有绝对投票权，该走的流程仍旧要走。
有贺长雄并不太懂股市，看向岩崎小弥太：“岩崎先生，怎么说？”
岩崎小弥太咬咬牙，道：“只能等了！”然后对李谕说：“李谕先生，还望您尽快提高产量，供应帝国市场。”
李谕心中再次暗骂，去你妹的“帝国”。
有贺长雄却不死心：“李谕先生，按照达尔文主义，这是一场优胜劣汰，事关我们东方人与白种人的殊死较量，您必须要快速通融一下！”
李谕却说：“达尔文主义？这是哪门子达尔文主义？”
有贺长雄说：“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不就是当今世界的法则？”
李谕冷笑：“这可不是达尔文先生的原意，他老人家从来没有把这套进化思想用在过社会甚至国家层面。”
有贺长雄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持者。
但后世大家都明白，这完全是生搬硬套，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都可以随意照搬到社会科学上。
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一种很扯的学说，但受到了此时很多人追捧。
实际上，国内知道“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也要早于真正的进化论。
当初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本身是对托马斯·赫胥黎所着《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节选翻译。
但相对于忠实原着，严复还吸取了很多赫伯特·斯宾塞的观点并加以自己的理解，从而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整个群体的意志作为生存的必要条件。
在这里必须要说明一下：
托马斯·赫胥黎是达尔文的正统追随者，并且是唯物主义科学支持者。
而赫伯特·斯宾塞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者，就比较荒谬了。
社会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是有严谨的研究过程的。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真心属于过分解读。
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解读。
比如后来小胡子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就是拿着这套学说，认为犹太人是劣等民族，应该“淘汰”。
达尔文本人同样非常驳斥这种观点，因为提倡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没有认真读过达尔文的进化论。
有贺长雄强辩道：“从历史的角度，世界自古至今就是如此，难道有错？”
李谕说：“历史没有错，但人却从未停止犯错。请问先生，您知道什么叫做进化，什么叫做自然选择吗？”
有贺长雄说：“还是那句话，优胜劣汰。”
李谕说：“这么说，你的理解就太肤浅了。达尔文先生所描述的进化，充满了偶然性，强调在自然环境中因为偶然的变化而在同物种中取得繁衍优势，而非依靠主观适应环境产生改变。你连前后的因果关系都没搞明白，就不要牵扯出达尔文先生了！”
这些人估计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名字才使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而非“社会进化论”。
毕竟达尔文的大名更有吸引力。
这套学说的危害很大，人类社会，说竞争就说竞争，没有毛病，但不能往达尔文的进化论上靠。
但是学明白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容易，简简单单套用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却很简单，因为只需要使用那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就足够。
甚至达尔文的表弟，就提出来所谓“优生学”：优胜劣汰嘛，弱势的人群可以活，那就别生孩子了。政府搞什么慈善救济，这不是让本来就不该活在世上的人有机会活吗？这不是违反了大自然优胜劣汰的天理吗？
这套理论勐一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发展到极端，就是小胡子搞“劣等人群”灭绝的惨桉。
此前提到过薄世宁先生那句“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滥情的；没有人文的科学，是傲慢的。”
而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一不是人文、二不是科学，却同时傲慢、滥情，并且扇动、无知。
有贺长雄没有太明白李谕说的话，但还是坚持说：“不管如何，历史已经证明了只有‘适者’可以生存。国家同样如此，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生存的，都要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
玛德，这家伙越来越扯，马上就提到了比此后“共荣圈”更加胡扯的“国家达尔文主义”。
但日本还真就迷信这两个理论，所以才做出那么多惨无人道的事情。
李谕冷笑道：“有贺先生，我要纠正一下，你所说的不是‘适者生存’，而是‘胜者生存’。二者相去甚远，不要偷换概念。”
如果他拿出老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