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不开中国的文化圈，这就导致他不可能融入他心中的“世界中心”。
用傅斯年的话说：胡适在安身立命之处，仍是传统的中国人。
所以就导致胡适很像一个“外国传教士”。
记得鲁迅在一本书中评价：“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你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这句话非常适合一些中西之间的边缘人。
他们虽然在中国总是说西方好，俨然西方的代言人；但西方人却并不将其视为同类。因此世界主义者胡适进不了他的“世界”的中心。
到了50年代胡适有点落魄时，唐德刚先生曾建议哥伦比亚大学的领导聘用胡适教汉学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是胡适当年读书的地方。可对方却微笑一下反问了一句非常酸的话：“胡适能教些什么呢？”
那种对胡造敬而远之、其实也不十分看得起的意思在微笑中表露出来，别有一番滋味。
唐先生喟叹：“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像北大那样把胡适看成胡适啊！”
许多与胡适一样提倡世界主义的非欧美人，愿意把西方当做他们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却没把他们看作“世界公民”。
非常令人唏嘘，再想想一百年后，还有那么多所谓的“公知”犯同样的错误，更加令人作呕。
百年前的胡适多少有历史的局限性摆在面前，那时候的中国是真的虎落平阳，几乎寻不到光明，大家心中有许多无奈难以发泄。
而百年后的所谓“公知”就纯粹是无知一般地跪舔了。
哈丁说：“我觉得可以借用刚才胡博士的一句话，如果中国有一百个李谕，中日就能够真正友善了。”
胡适哈哈大笑：“那样中美也可以友善了。”
李谕乐道：“直接世界大和平得了。”
几人笑得各不相同。
——
抵达上海站后，胡适并没有选择继续乘坐沪杭铁路前往杭州。
李谕问：“胡博士不是要去杭州养病吗？”
胡适说：“不着急，先顺路探望一下康先生。”
“康南海？”李谕问。
“是的，”胡适点了点头，“天马会的刘海粟先生一直为此撮合。”
天马会是个画界的组织，刘海粟是近代很有名的一个画家，不久前刚刚拜康有为为师。
貌似是康有为主动提出的，觉得自己弟子中没有懂绘画的，就想收刘海粟为弟子。要不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一个画家要拜入康门。
李谕笑道：“康先生创立孔教，你想打倒孔家店，你们两人真是相当不搭调。”
胡适也笑道：“到时我肯定不提这茬。”
他们两个见面，不用想就知道场面有多尴尬，最多就是说几句冠冕堂皇、不痛不痒、互相吹捧的客套话。
康有为倒是针对“打倒孔家店”这事对胡适说：“你对打倒孔家店很起劲，这家店很难打倒哇！”
李谕则直接去了趟大同大学，然后去了汽车工厂，正好遇见过来视察的孙先生。
他的情况看起来不太好，由宋子文和孔祥熙搀扶着。
“院士先生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几招均有成效，此情此景令人高兴。”孙先生说。
李谕看他面色有些发黄，于是问：“孙先生去医院看过了吗？”
孙先生说：“看过了，他们建议转到北京协和医学院。”
李谕叹道：“早去为妙。”
他得的是不治之症——肝癌（也有说法是胆囊癌，但协和医院当时给出的诊断结果是肝癌晚期）。
孔祥熙问道：“先生引进了最先进的德国西药，没有什么办法吗？”
他现在非常受孙先生器重。
李谕说：“那些药都是治疗常规一些的疾病，对于癌症无能为力。协和的医学水平不输欧美顶尖医院，还是早点去他们那儿看看为妙。”
孔祥熙问：“居里夫人的镭射线不是说可以用于治疗癌症嘛？”
李谕说：“放射治疗我不太懂，但他们应该还在试验阶段。”
孔祥熙说：“试验疗法也可以！”
孙先生摆手打断他：“我曾经也是名医生，什么情况我自己清楚，医者不能自医，听天由命吧！”
几个月后，协和给孙先生确实做了手术，主刀的是美国医生邰乐尔，时任协和医院代理院长的刘瑞恒亲自担任手术助手。但他们看到肝脏已经全部硬化后，就知道回天乏术，只能停止手术，选择保守治疗。
孙先生说：“等我到了天津，再去看看冯如飞机厂，可惜现在的身体状况无法搭乘一次飞机。”
孔祥熙说：“将来一定有机会，听说有架最新型的全金属客机将要研制成功。”
“希望吧，”孙先生说，“庸之、子文，诸君应多向李谕先生学习。”
孔祥熙和宋子文说：“谨听先生教诲。”
过了一会儿，宋子文把李谕拉到一边说：“先生，我现在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忙于汽车工厂的事情了。”
“没关系，”李谕说，“我知道你已被孙先让委任为中央银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