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绝非易事，所以后来产生了两种观点，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
杜威思索了一会儿说：“我们欧美之人，只知道知之为难，未闻行之为难。”
即杜威认同“知难行易”。
孙先生深以为意：“我有同样的感慨，知难行易，知难行易啊！现在的中国，就是找不到一条康庄大道，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
孙先生人生相当波折，尤其是革命道路上。
其实在普通人看来，确实是“知易行难”，因为你总能找到成功者指引的路。
而一旦到达某个层次，需要探寻未知的事物时，便是“知难行易”了。
反正这两者没有绝对的对错，经常被当成辩论题目。
杜威问道：“李谕院士，你怎么看待？”
李谕说：“中国的古训长久以来是‘知易行难’，因为学问大体固定，只是有些人不愿采取行动。虽然某种程度上说，知易行难没有错，但问题是国人缺少了‘知难行易’的观点，我认为二者都应该有。”
杜威笑道：“李谕院士更有中国人的中庸特点，不喜偏激。”
李谕耸耸肩：“中国一直有自己的特色，与西方大不相同。”
杜威说：“确实，贵国学习外国经验，也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需要。我有很多中国学生，从他们身上就能体会到，中国的教育，模仿于日本，同时又借鉴了德国，但似乎一直不懂得如何确定一国教育的宗旨和制度。应该根据国家的需要，考察国民的现状，精心制定。胡乱模仿他国，太容易失败。
“因为一切模仿都只能学到表面的形式，不能得到核心的精神。现在各国都在改良教育，等模仿成功后，他们又早已暗中把旧制度改变了。这样就会永远落后。”
杜威的这番话还是很真诚的。
孙先生点头道：“杜威先生是说，中国的教育家应一方面实地研究本国本地的社会需要，一方面用西洋的教育学说作为参考，方可以造出一种中国现代的新教育。”
杜威说：“是的，我知道这很难，我也仅仅是提出一点理念上的想法，至于具体怎么做，我就没法建议了。就像您说的，知难行易。”
——
在上海又会见了一些文化界名流后，时间已经到了五月二日，《晨报》发出梁启超的电报，山雨欲来风满楼。
李谕对杜威说：“走吧，我们去北京看看，那里现在是风暴眼。”
杜威同意说：“北京有几所我很感兴趣的大学，而且蔡元培先生多次发电让我去一趟北大。”
“那可真是有看头了。”
两人抵达北京时，正好就是五月四日。
在火车站，胡适奇怪道：“蔡校长怎么没来？”
李谕说：“肯定是学校里出事了。”
几人随即往学校赶。
《晨报》发文后，邵飘萍立马于5月3日在北大举行了一场报告，汇报了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失败。
当晚北大的三千学生就几乎被点燃，当即决定发动游行。
而他们本来的计划是在国耻日5月7日游行，很多东西没有准备，只好连夜拿出存在学生银行的三百多大洋置办了三千多面旗帜以及横幅。
这些钱是上个月学生们募捐的，用来付发往巴黎的电报费，没想到省下来这么多。
今天上午，他们已开始集合。
李谕等人来到校门口，正好看见蔡元培与几名学生代表商量。
几名学生代表大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
蔡元培个头不高，于是站在一个石墩上，对他们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向来提倡学术自由，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他们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口实，北大受到的摧残就更大了！”
一名姓张的学生领袖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
说完，他们继续前行。
李谕几人来到蔡元培跟前，简单介绍了杜威后，蔡元培扶了扶眼镜说：“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安排的演讲恐怕讲不成了。”
杜威却对游行这件事更感兴趣：“这是学生们真正意志的表现，既然他们不满和会，就应该大声说出来。如果他们的声音振聋发聩，上层却默不作声，才能昭示更多问题。”
蔡元培叹道：“先生说的话我都明白，但您了解学生，不见得了解安福系。”
杜威说：“我想去看看游行，可以吗？”
李谕说：“走吧，我也想去。”
胡适在学生中看到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傅斯年，虽然知道他很有领导才能，不过生怕惹出事：“带着愤怒情绪的游行很容易愈演愈烈，我们跟上去！”
此时的北大在二环里，距离东交民巷并不远。
抵达前门后，负责京城治安的步军统领和京师警备厅的吴炳湘立刻上来与学生交涉。
学生领袖之一傅斯年对吴炳湘说：“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行动定会保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
吴炳湘在北京城这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