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尊称。”
“感谢您的尊敬，”庄士敦说，“总不会李谕先生也要亲赴欧洲？”
李谕说：“我不懂军事，更不擅长弹道计算。”
庄士敦说：“此前您可是在北洋的学校教授过测绘学。”
李谕没想到他连这个都知道，于是说：“理论与实际差得太多了，而且我更多偏向于数学方面的教学，其实关键是我不会为外国军队效力。”
“先生不去最好，”庄士敦说，“从传回的讯息看，那里已经成了人间地狱。前线部队损失非常惨重，此前与泰坦尼克号一起建造的几艘大船，如不列颠尼克号、毛里塔尼亚号游轮全部被军队征用为医疗船。我从私人渠道获悉，船上的很多伤兵情况十分惨，大量需要截肢。”
这时候的截肢手术不用再多形容。
李谕说：“真正的噩梦只怕还没有到来。”
庄士敦也忧心忡忡：“德国一点没有败退的意思，不知道战争何时结束。”
李谕说：“如今护国军与北洋军也打了起来，很多事情不能做得尽善尽美，希望英方能够对华工和学生友善一些。”
庄士敦说：“先生不用对此担心，前线需要的是强壮健康的工人，他们不会受苦，毕竟不是百年前的奴隶贸易。只不过长达一个多月的旅途会有大部分时间漂在海上，晕船难以避免。”
实际上路途中由于疾病和德国潜艇的攻击，还是死了三千余人。
华工的事迹非常可歌可泣，一战后，大约有11万服务于英法的华工历经磨难，最终回国与家人团聚。
未回国的3万多人中，有近两万死于战火或疾病，其中有名有姓的1874名华工的尸骸，埋葬在欧洲的69座公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