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这个在南北朝时期闪耀一时、成就斐然的北方政权，曾一统北方、推动民族大融合、革新诸多制度，为华夏文明发展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盛极而衰的历史铁律无情降临，北魏后期深陷政治腐败泥沼，社会矛盾丛生，军事动荡不安，一场场危机风暴持续冲击，最终致使其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彻底改变北朝政治格局，深刻影响后续历史进程。
北魏后期，政治腐败现象触目惊心，成为国家衰败的首要根源。孝文帝汉化改革引入门阀制度，初衷是调和民族矛盾、拉拢汉族高门，却衍生出阶层固化的恶果。洛阳城内汉族崔、卢、李、郑等世家与鲜卑勋贵穆、陆、贺、刘等家族霸占朝堂高位，垄断仕途。高门子弟仅凭家世门第，便能轻松踏入官场、平步青云，毫无学识才干之人充斥官场，尸位素餐；寒门庶族纵有满腹经纶、济世之才，也被拒之门外，难有出头之日。官场由此暮气沉沉，行政效率低下，地方治理陷入僵局，诸多利民政策难以有效施行。
官员贪贿之风猖獗肆虐，宛如官场毒瘤。彼时北魏俸禄微薄，根本无法填满官员们贪婪的欲壑，卖官鬻爵行径明目张胆。地方官职被明码标价，“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富户豪商用重金购得官职后，上任伊始便疯狂搜刮民脂民膏，以求回本获利。他们巧立名目，在常规税赋之上，新增“军粮”“军需”等苛捐杂税，层层加码，压得百姓苦不堪言。司法系统同样乌烟瘴气，诉讼胜负全然取决于贿赂钱财的多寡，“浊货为官，政存苟且”，无辜百姓蒙冤受屈，申诉无门，民怨沸腾，对北魏政权的不满与日俱增。
权贵阶层生活奢靡无度，尽显腐朽堕落。洛阳城中鲜卑、汉族权贵相互攀比，竞相追逐奢华生活。高阳王元雍家财万贯，家中僮仆多达六千，歌妓有五百之众，宅第规模宏大，远超皇宫规制，雕梁画栋、珍宝琳琅；河间王元琛宴饮时，所用餐具皆为金银打造，连水井围栏都以美玉雕琢而成，为彰显富贵，远赴西域高价购得名马，“以银为槽，金为锁环”，出行时仪仗队伍奢华至极，耗费大量钱财。为满足一己私欲，权贵们强征民力大兴土木，宫殿、园林建设此起彼伏，耗费巨额钱财物资，致使国家财政亏空严重。百姓被迫长期服徭役，无暇顾及农事，正常生产生活遭到严重破坏，经济陷入停滞乃至衰退。
宫廷政治亦是黑暗不堪，权力争斗激烈，帝王昏庸无为。宣武帝驾崩后，北魏宫廷沦为权力角逐的血腥战场，外戚高肇专权擅政，党同伐异，大肆铲除异己，诸多皇族贤臣惨遭毒手，彭城王元勰便是其中典型，朝堂之上人人自危；孝明帝幼年即位，胡太后临朝听政。初期，胡太后尚有“亲览万机，手笔断决”之干练，可时日稍久，便沉溺于个人私欲，宠溺面首，荒废朝政，与宗室、权臣争权夺利，致使政治决策沦为各方势力博弈的工具，全无公正与长远考量；后续数位帝王，多昏庸无能，沉迷酒色，不理会国家政务，致使政令朝令夕改，朝廷公信力荡然无存，百姓对皇室渐失信心。
与政治腐败相伴相生的，是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其中，六镇问题堪称重中之重，是北魏分裂的关键导火索。北魏前期，为拱卫都城平城、抵御北方柔然侵扰，沿边境设立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此地军民肩负国防重任，地位尊崇非凡。彼时将士多为鲜卑精锐、拓跋嫡系，享受优厚待遇，“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土地、牲畜资源富足，引得无数豪杰踊跃入伍；镇民大多源自鲜卑部落民及汉族强宗子弟，尚武剽悍，军镇集军事、民政大权于一体，战时出征御敌，平时屯垦戍边，有力维系北方边境安宁。
然而，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形势急转直下，六镇地位一落千丈。政治、经济重心南移，洛阳成为朝堂焦点，权贵们视六镇为苦寒偏远之地，戍边将士往昔的晋升渠道彻底断绝，即便立下赫赫军功，也难以在仕途上有所斩获；资源分配严重失衡，洛阳地区大兴土木、繁华优渥，尽享各种政策福利，六镇却建设停滞，军费惨遭削减，武器装备陈旧不堪，粮饷时常拖欠，镇民生活陷入困苦绝境。文化层面，洛阳鲜卑贵族迅速汉化，语言、风俗大变，六镇地处边陲，依旧保留原始鲜卑旧俗，文化隔阂由此加深民族矛盾。镇民对洛阳汉化政策极为不满，认为此举抛弃祖宗传统；朝廷派往六镇的官员，歧视镇民，横征暴敛，视其为野蛮粗鄙之辈，种种恶行加剧镇民离心离德之势，昔日荣耀不再，屈辱愤懑情绪在六镇蔓延积聚。
正光四年（公元 523 年），柔然突袭南侵，六镇军备废弛已久，无力抵挡。怀荒镇饥民恳请开仓赈济，却遭镇将冷酷拒绝，怒不可遏的镇民愤而杀将，就此点燃六镇起义烽火；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振臂一呼，聚众起义，高呼“诸镇华夷之人，皆为愤怨”，周边镇民、戍卒纷纷响应，短时间内起义军如燎原之火，席卷六镇，势力迅速扩充至数万人，接连据城夺地，北魏精心构筑的边境防线轰然崩塌。起义军成分复杂多样，涵盖鲜卑镇民、汉族流民及各族底层百姓，起初因生存所迫携手联合，破六韩拔陵出任领袖，下设各级将领，依部落、地域编组军队。汉族流民发挥谋略、农耕技术优势，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