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士大夫阶层与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引发了两次党锢之祸。这两场政治灾难不仅严重打击了东汉的统治基础，导致政治更加黑暗，也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加速了东汉王朝的衰落。
东汉自中期以来，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政治日益腐朽。皇帝多幼年即位，母后临朝听政，往往依赖外戚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导致外戚掌握朝政大权，肆意妄为。而当皇帝长大后，不满外戚专权，又常常借助宦官的力量来铲除外戚，使得宦官势力趁机崛起，形成新的专权集团。这些外戚和宦官们为了争夺权力和财富，相互倾轧，结党营私，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他们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兼并土地，致使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的精英群体，秉持着儒家的道德观念和政治理想，对宦官专权的黑暗局面深感不满和忧虑。他们以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为准则，试图通过舆论和政治手段来挽救东汉王朝的危机，恢复政治清明。于是，士大夫阶层与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在所难免。
第一次党锢之祸始于汉桓帝时期。当时，宦官集团在朝廷中权势滔天，他们的亲属和党羽遍布各地，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其中，宦官侯览最为贪婪残暴，他倚仗权势，大肆兼并土地，抢夺民财，其兄侯参任益州刺史时，更是残暴至极，只要听闻当地有富户，就诬陷其有罪，然后将其杀害，没收财产，装入自己的腰包。这些行为引起了士大夫们的强烈愤慨。
太尉杨秉首先站出来弹劾侯览，揭露其罪行，要求桓帝严惩侯览。然而，桓帝却因对宦官的宠信而对杨秉的弹劾置之不理。但杨秉并未因此而退缩，他继续联合其他正直的官员，如司空周景等，对宦官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弹劾行动。他们不畏强权，详细列举了众多宦官及其亲属的违法乱纪行为，如中常侍具瑗的哥哥具恭贪污受贿、鱼肉乡里等。在士大夫们的强烈要求下，桓帝不得不对部分宦官及其党羽进行了惩处，具瑗被免官，侯览也被迫归还了部分非法所得的土地和财产。
这次弹劾行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彻底激怒了宦官集团。他们对士大夫们怀恨在心，伺机进行报复。而此时，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成为了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索。河南尹李膺在任期间，执法严明，刚正不阿。他对宦官们的违法行为深恶痛绝，坚决予以打击。当时，有一个名叫张成的方士，与宦官关系密切。他得知朝廷即将大赦天下，但李膺认为张成故意利用大赦来逃避法律制裁，于是不顾赦令，仍然将张成之子处死。
张成的弟子牢修便上书桓帝，诬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听信了牢修的诬告，下令逮捕李膺等二百多名士大夫，将他们关进监狱。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开端。
在狱中，李膺等士大夫表现出了坚贞不屈的高尚品质。他们面对宦官们的审讯和迫害，毫不畏惧，据理力争。李膺义正言辞地反驳道：“事不避难，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其他士大夫也纷纷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公正和国家的利益，何罪之有？他们在狱中相互鼓励，坚守信念，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
这次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太学的学生们尤为愤慨，他们纷纷以郭泰、贾彪为首，积极展开营救活动。郭泰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政治斗争，但他在士大夫和太学生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他四处奔走，联络各方人士，为营救李膺等人而努力。贾彪则直接到洛阳，求见尚书霍谞，为李膺等人申诉冤屈。霍谞原本就对宦官专权有所不满，在听取了贾彪的申诉后，他决定向桓帝上书，为李膺等人求情。
同时，一些地方官员和士绅也纷纷响应，他们联名上书桓帝，表达对李膺等人的支持和对宦官专权的谴责。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桓帝不得不对李膺等人从轻处理。公元 167 年，桓帝下诏，将李膺等二百多名士大夫赦免归乡，但同时规定他们终身不得为官，这就是所谓的“禁锢”。
第一次党锢之祸虽然暂时平息，但士大夫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反而更加激化。此后，宦官集团更加肆无忌惮地打击报复士大夫阶层，政治黑暗的局面愈发严重。
汉灵帝即位后，窦太后临朝听政，窦武以大将军的身份辅政。窦武出身外戚家族，但他与一般的外戚不同，他为人清正廉洁，崇尚儒家学说，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他与太尉陈蕃志同道合，两人决定联合起来，彻底铲除宦官集团，以挽救东汉王朝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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