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同学之间也会有人信他的话，看我的时候多了几分异样。
回家的路上，邹玉玲和孙永荣还真的找我证实这件事儿了，我轻描淡写的解释着，“就昨天那个第五题我不会做，就空着交了作业，我也没想到邹老师帮我写上正确答案啊。这是第一次，你们别听他瞎说，不信给你们看作业本？”两个人表示相信，因为代数老师也很喜欢邹玉玲，对她也很不错的。
邹老师对班里几个人都不错的，包括那个刘为民，刘清民，不过他老批评刘为民聪明归聪明，就是不如刘清民踏实，写作业不认真。
秋收后许久，村里大都不太忙了，找父亲帮忙建房子垒墙的人也不多了，父亲和母亲商量着，入冬之前得把焦子顶打好了，不然下雪了容易压塌了房子，雪化了还容易造成房顶漏水，于是就开始找人去焦子厂订几车焦子（锅炉烧过的炉灰），这个焦子需要提前预定的，因为谁家建房子都要打焦子顶的。
等焦子可以拉了，父亲拿了钱带着车去拉焦子了，顺便还从水泥厂买了几袋水泥，白灰是早就预备好的，回来后开始做准备工作。
母亲和姐姐带着妹妹一起挑焦子里的煤炭、石头、大渣，父亲则跟着帮工的人把石灰加水生石灰水，都备好了原料，焦子和水泥配好比例，加生好的石灰水和好泥浆一样的，然后再闷一到两天；最后才在几个叔伯大爷们帮忙上顶，把和好的焦子浆用桶一下下的拉到房顶上，然后开始踩实了，在抹平，最后用水泥配沙子单独和一点稀浆，把整个房顶再磨一遍，做到光滑平整，免得以后漏水。
这样的房顶比较轻，还能起到夏天隔热、冬天保暖的作用，更主要的是房顶上可以晒花生、玉米、高粱什么的，甚至在房顶上用高粱秸绑一个圈，里面存放未脱粒的玉米，既干燥通风免得发霉也省的房子里没地方放。下雨下雪了用草帘子一苫，就没有问题了。
到十一月的时候，天开始冷了，还下了两次小雪，不过没有影响什么。早上六点多，天很黑很黑的，田红艳跟我约好，我们俩早上一起走，她在家等我喊她一起。
班里生了炉子，值日生负责生火和看着炉火保证不灭，老师让我们每个人拿五十根玉米骨头，因为学校买的还没到。
现在带饭，已经很冰凉了，于是有人就把饭盒放到炉子上，矛盾就此出现了，有男生还动过手。
放太早了，回头还得倒出去，还会凉；放晚了，热不了，吃的肚子痛，还有就是炉火太旺了，容易糊底子。
后来老师安排值日生负责放饭盒，大家把所有的饭盒放窗台后，值日生负责挨着在炉子上热饭，饭盒太多，值日生未必认识所有的饭盒，矛盾才少了一些。
周文武问周老师，“哥，邹老师的侄女怎么不来他宿舍吃饭呢？”周老师解释“我问过邹老师，他说他侄女怕影响别的老师休息。”
后来慢慢的，好几个科任老师都知道我叔是教初二的语文老师，对我也算“刮目相看”，至于刮到什么程度、刮的好或坏，则仁者见仁了。
我不太会唱歌，因此没积极性，也不会识谱，被训几次，就更懒得学；刘老师对我是“咬牙切齿”，歌词记得住，就是不在调上；我的历史也是，很多问题都可以回答，就是到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名字和时间的时候，老拿不准，呵呵两声，老师气的肝疼。
我喜欢美术老师上课，并不是我画的好，或学的来劲，而是他那个人画的特别好，脾气还好，从来不训我们，他甚至帮学生家长画花样子，花鸟鱼虫，总是画的可以以假乱真的。
至于地理、政治和体育，我一般般的过，不靠前，也不拖后腿，老师也从未关注过我，有不同的自在。
今年家里的收成不错，去掉上交的花生和粮食，剩余还不少。天冷了不出去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在家带着妹妹剥花生皮，然后有空了去县城卖米，一个是价格可以高点，二是花生壳可以搓皮子喂猪，也可以烧火，挣个辛苦钱。
母亲计划着要不要买一台缝纫机，之前偶尔的会去别人家借用一下，如今三个孩子都大了，不能跟之前一样老凑合，只不过不便宜，也要一百多呢。
他们商量着，要不要过年前再买，把能家里能卖钱的都卖了，不够再说。
姐姐不去县城挑米的时候，也在家剥花生，或者跟母亲学绣花，姐姐学针线活，还是很快的，花样子都是村里几个婶子大娘他们串换着描的。
转眼到了八一年的一月份，下了一场雪，开始的时候还不大，只是零零散散地飘落着，就像是天上洒下的一把白色的粉末。随着时间的推移，雪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大，最终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
风也不大，只是轻轻地吹着，把雪花吹得在风中飞舞，就这样下了一天一夜，大地上的一切都变得银装素裹。
下午放学的时候，雪还不是很厚，刚到脚踝的样子，我们顶着风，沿着路朝西走着，这回超人的不多了，很多人跟在别人身后，至少风会小一点；偶尔前后两拨人，还会点点头，说话是不能了，因为张不开嘴。
到家的时候，感觉自己都冻透了，书包一放，赶紧脱了鞋上炕，都不管头发和棉袄上的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