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命诡辩的人。”她故意把后半句的声调拉得长长的，一边还朝他眨眨眼睛。
倪潇儒一时语塞，嘴里“嗯嗯”的却“嗯”不出话来。
严文丽开心的笑起来，然后说道：“我刚才想说的是，古时候那种行脚赶路是很辛苦的，人一辛苦自然就少了愉悦,那还发得出诗兴来的？”严文丽半真半玩笑的说。
“哎呀，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只恨自己没诗才，否则一定作一首七绝给你看看。”倪潇儒继续诡辩一句。
“可以不作诗，但可以走路呀！今天到底是走路回去呢，还是坐车回去？” 严文丽故意难他说。
倪潇儒抬头看看窗外，见天色将晚，只好说道：“罢了罢了，还是“现代”一点算了。”
严文丽不想再去难他，还是早一点去车站为好。两人一起收拾起东西，准备赶未班车回家。在这里呆了整整一天，又吃又喝的，可房东只收了他们十二元钱。倪潇儒觉得房东似乎是少收了，因而就说：“阿姨，你为我们忙了一天，该收的钱就应当收呀！”
房东阿姨楞了一下后才说：“已经收了，面条加蛋两碗，二元一碗，茶四杯，也是二元一杯。来这里喝茶的客人都觉得便宜，可也不能因为客人觉得便宜就多收。再说这茶叶是自家产的，地方么也是现成的，反正你们不来也是白白地空闲在那儿，你说是不是？”
“这样的话，下个星期天我们还来呢！”倪潇儒说。
“来来来，尽管来好了。”房东阿姨笑着说。
这个地方虽紧挨城市，却因交通上的不便，反倒稍显闭塞冷清，不过这里的民风淳朴厚道，很有中国商业文化所推崇的那种道德遗风，即所谓：“贸易不欺三尺子，公平义取四方财。”第二个星期天，他们又去老地方复习了一天，接着便是毕业考试。
毕业论文通过后是一段闲暇轻松的日子，大家都忙着合影留念，交换通讯地址，有的干脆趁此空隙尽情游玩。因为他们没有就业压力，根本不用自己去找工作，是包分配的。这时刚处于人才青黄不接的时期，只要是大学生，有多少要多少，供不应求。这一届毕业生的去向都是省市级大医院，那些稍小的医院若想要人，那根本连想都不要想。
近两个月来，管学生分配的刘副校长忙得是够呛，前来通融要人的是一拨接一拨的，办公室的门槛都快被踏平了。这一日，刘副校长的办公室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人叫王大林，六六年从这里毕业，被分到北宸区卫生局当办事员。为加强局属医院的领导，今年初被委派到北宸区红会医院当副院长，分管业务工作。因他出自科班，因而局里对其寄于厚望，希望通过他的努力，改变医院目前医疗水平低下的局面。在局属医院中，红会医院可算是一家重点骨干医院，门诊楼加高了一层，刚整修布置完毕，地方也扩大了，还添置了一批医疗设备。
医院的书记兼院长姓韩，约莫四十出头的年纪，脸稍微有点鼓，厚厚的嘴唇向外翻卷，嘴角看上去有些高低的样子。给人的印象，无论是外表穿着，还是言谈举止都是一个极普通，甚至还显得有点俗气的女人。不过千万别小觑了这个貌似极普通的女人，她对政治形势极为敏感，政治色彩十分鲜明，对形势的研判更是屡屡准确，因而每次都能踏在最关键、最有利的节点上。她不但能久于其职，还能时时升迁。
她师父和师娘原都在本地一家教会办的助产医院里当助产医生，后来那外国教士因故回国，便将这家小小的助产医院托付给夫妇俩打理。韩院长十几岁时因家乡遭遇灾荒，便随家人流落到这座城市，一边乞讨，一边找事谋生，她师父见其可怜便将她留下来在医院打杂。由于人机灵乖巧，又极会观颜察色，遇事善变，很讨师父一家的欢心，因而将她收在门下，带着她一同做礼拜唱赞诗，一边教她认字习文，一边教她助产医术，有如亲生女儿一般。
后来，她从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中嗅出一点门道来，再经旁人稍加点拨，就毅然鼓起勇气，大义灭亲，声泪俱下又义愤填膺地检举师父一家那些所谓的“劣迹”来。她师父因此被扣上“反动游医”和“洋奴走狗”的帽子。这一下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日家里忽然冲进一大帮头戴黄军帽，臂缠红袖标的人，那领头不是别人，而是她师父曾视如女儿的弟子。那帮人不由分说地给他戴上那种“打土豪分田地”时的高帽子，胸前挂上大木牌，架上大街去游街示众。她师父便由此长期遭受挨批受整的折磨。由于吃了弟子的“闷棍”，事业被毁，尊严扫地，因而意气低迷消沉，身体日垮。年齿不高，却早已弓背弯腰，虚弱不堪。
韩院长把检举揭发当作法宝，成为她谋官取利的终南捷径，从此恣势弄权，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从一个小小的女弟子一路攫升成官场中的风云人物。自古就有“弄臣”一说，就是那种位高权重，专门玩弄权术的奸臣，如今她便是一个小小的“弄官”。尔后每遇一场政治运动，他师父就必多一重羞辱和苦难，而她的官位也必随之高升一格。她身上聚集了许多闪亮的政治光环，医院的书记、院长只不过是她众多职位中最低的一个，她同时还是卫生局副局长，不久又升任为局长，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