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欠了老丈人的钱,我不能经常回去。也因为村里人知道我搞得不好,不想回老家,至少不想老父亲看见我心里发愁。立冬那天,奶奶去世了,我给父亲给了两千元,也没说这些钱是贷款。他知道我请假离开了油田单位,在外面胡创,知道我跟齐东旺打官司的事儿,但不知道我搞汰渍洗衣粉还失败了。他曾有几次问我啥时候置办结婚?我说:“钱在哪里呢?” 问到这个话题时,父亲不吭声了。因为我借老丈人的钱,他是知道的。在结婚的礼钱和花销上,他虽然有所准备,但无力替我还了债务。因为我身后还有弟弟,还有年迈的奶奶。母亲去世后,家里的光景似乎不如以前了我,加上我给家里又没什么贡献,父亲也日渐年长了,不再捞石头砸石子,就种了那几亩地,还要照顾奶奶。弟弟虽然也到了打工的年龄,但年轻人,只要把自己顾住就不错了。奶奶一直希望我把婚事办了,给她生个重孙,曾眯着眼睛问我过几次,我都搪塞了过去。自然,我不想然奶奶知道我背债的事。 但长期待在王玉文的舞厅,也不是办法。想回原单位,又觉得丢不起这个人,在油田饭店刚干了一年,没听领导的劝阻,就离开了;石料厂也算是单位给了我一个机会,到头来也落了个“夜走古城”的下场,现在我背了近十万元的债务,怎么有脸回去呢?就是回去上班,靠一月那点工资,何年何月能还完?现在想想,年轻人初上社会,花钱搞投资,一定要悠着点。最好不要背上债务,一旦背上,就像把猴子背在了脊背,在某些利益关头,你不发疯,不乱方寸才怪。人一些错误的决定,就是由于思想混乱造成的。 既然回不了单位,我只能在社会上继续漂泊。这期间我认识了一个姓邵的人,得知他经营几条线路的公共车,譬如西安线路、BJ线路,上海线路,我就主动提出给他帮帮忙,说我是从油田上出来的,基地在西安北郊,来往的熟人不少,可以给他们带来点资源。邵老板同意了,让我上了西峰至庆阳的长途公共车,负责上人下人,维护车内秩序。卖票收钱的事儿,人家有人,是个女的,好像是老板的亲戚。 跑公共车很辛苦,有时车站排的是早班,譬如六点半发车,跟车的人五点多就得到场。每天清晨就得到车跟前,把车内车外的卫生收拾好之后,就是叫人。尽管车站窗口有卖票的,但由于经营车的人很多,同一时间段的也发几辆,竞争很激烈,所以我们这些跟车的人,天天溜达在车站门口,眼观六路,伺机叫客。一旦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顾客,几个人从不同的方向冲上去,拉的拉,扯的扯。第一次看见这阵势,我心里有点拉不下面子,没过几天,我也变得疯了起来。有一次,我看见两个女人被另一辆车上的人叫住了,就高声说道:“他姨,看你俩来了,我老远就盯着你,眼睛都看绿了,你们咋跟人跑了呢?我们这车上油鬼子多,你们不来坐坐?” 当地人喜欢把油田人称作“油鬼子”,这时候,我故意这么说道。那两个女人即咯咯笑了起来,甩开拉她的人,朝我走了过来。我忙接过她手里的皮箱,塞进了车底下。 上车没有几天,我就轻车熟路,顺当了起来。那时候虽然高速路已经陆续开了,但跑公共车的,一般都跑的是省级路线,便于途中拉人。因为车站叫客叫得再好,都拉不满。只有在行驶的路上,才能拉到人。一趟西安下去,像捡豆豆似的,捡一个,下一个,一路下去,效益挺不错。跑一趟五六个小时,一天跑个来回,也不算太累。尽管人家雇有专车司机,但因为我开车技术也不错,手痒了,就替司机开一开。因而上了车没多久,我就与同车的伙计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有一天,我们的车从西安返回。在彬县一带的公路上,不到一公里就前后上来了四个小伙。其中一个小伙上车后,不往进走,立在门口东张西望。我在旁边等得关门,就推他:“你往进走啊,愣在这里干嘛?” 那小伙好像脑子有点不合适,吐字不清,说起话来乌拉乌拉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听清楚了:“车上的人多的……像豆芽似的,坐在哪里?” 我只用眼睛瞟了一下,就发现后面一个靠窗的女旅客跟前,有个坐位。我就说:“那里不是有个坐位吗?你年轻轻的,难道看不见?” 脑残小伙嘴里咕噜着什么,就走过去坐在了女旅客的旁边。那个女的头发黄黄的,脖子上戴着金吊坠。谁一看,都觉得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 车继续往前跑。我一如既往地坐在靠车门的位子上,随时准备给上下车的旅客开门。 没有会儿,我听见后面有嘈杂声,并提到了英国、英镑什么的,我遂站了起来,发现那个脑残小伙手里拿着一沓钱在数着。他身后的一个小伙猫腰在看着。我自然见钱眼开,就不顾自己是干啥的了,凑了进去。只见脑残小伙的手指嘴里一舔一舔的,数得很认真。我看了那钱的厚度,大致接近万元。 身后的人问道:“你说你这钱是英国英镑,是真的吗?” 脑残小伙说:“我……我也说不上来是不是真的……我爷爷从英国回来,昨天刚走,我早上就打开保险柜,拿了出来。听说英镑……能换钱,我打算进城去换……” 那小伙又说:“你知道你这一张英镑能换多少钱吗?” 脑残小伙说:“我不知道,我去问了才能知道。” 这时,坐在脑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