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已，然后他就跑去北大当校长了。
金秋时节，周赫煊被邀请去东京国际法庭，出席一次对战犯的审判。
因为他给出的一些资料，虽然有目击者的证词和签名，但却已经找不到目击者和受害者了。这些文件可以作为审判时的参考材料，由于是周赫煊出具的，他必须向法官陈述具体情况并宣誓没有说谎造假。
途径上海的时候，周赫煊见到了老朋友李寿民。虽然极力邀请李寿民同去香港，但李寿民却不愿意，《蜀山剑侠传》看来还是得太监。
除了李寿民之外，周赫煊在上海还遇见了薛颠。
说实话，薛颠在抗战时期的行为很恶劣，因为他加入了“一x道”。薛颠本人没有当汉奸作恶，但“一x道”却是日寇的走狗，宣扬世界末日，并认为日本侵华是在重塑世界。
搞笑的是，“一x道”在日寇退出中国后，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政府的走狗。
如今“一x道”在全国疯狂传教，教徒发展至20多万人。薛颠由于武艺出众，曾被捧起来做山西总掌柜，自称关帝爷下凡，他这次来上海是搞教内“学术交流”的。
见了周赫煊，薛颠居然怂恿他入教，被周赫煊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通。
介于李寿民被日军关押时，薛颠也曾出手相救，周赫煊还是多说了几句。他劝薛颠赶紧退出“一x道”，说不管国共两党哪边坐天下，这个道门组织都是政府的心腹大患，再留在里面下场必然凄惨。
两人不欢而散。
直到几年后，薛颠回想起周赫煊的话，才感觉前途不妙逃到香港，在周赫煊的扶持下开宗立派。
从秋天到冬天，周赫煊都逗留在东京。
实话实说，此时的东京比抗战时期的重庆还惨，大半个城市都跟废墟差不多。
当初日本政府高喊“一亿人玉碎”的口号，把全国百姓最后的口粮都征缴了。等到日本投降，这些粮食既没送去前线做军粮，也没有还给日本百姓，而是藏在仓库里不翼而飞。
日本平民根本没吃的，权贵阶层趁机在黑市高价售粮，那日子过得叫一个惨啊。
周赫煊来到日本之后，很快跟“太上皇”麦克阿瑟陛下交上朋友。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周赫煊第一件事不是在东京买地皮，而是调来美元收购日本企业。
日本的几大财团，在战后全都被迫拆散了，变成零零散散上百家公司和工厂。包括三菱、住友等财团分割出来的公司，周赫煊一口气入股了42家，在每家公司占股10%到30%不等。
这些财团被迫分拆，前途未卜，资金匮乏，每天都在亏损。面对周赫煊挥舞着美元来投资，他们表示万分欢迎，从商界到政界都对周赫煊无比尊敬。
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不再压制日本，这些被拆散的公司陆陆续续再度组成财团。到那时，周赫煊在日本六大财团里都有股份，虽然占股比例不高，但绝对不容轻视。
与此同时，周赫煊还被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学校邀请去各种讲座。
他也不讲别的，只讲日本侵华对中国人带来的伤痛，然后呼吁和平、反对。每次演讲的时候，日本师生都哭成一片，纷纷对周赫煊鞠躬忏悔。
日本这个民族很扯淡，投降之前高呼玉碎，投降之后一个个都变成了和平主义者。他们积极反省，把锅都甩给了分子，并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自己被迫成了帮凶。
如今的日本，反战与和平成了政治正确。谁敢参拜靖国神社，根本不用中国人抗议，直接就被日本老百姓打死了。
最搞笑的当属在日朝鲜人，这些家伙自视为战胜国公民，在日本各种装逼耍横。经常有朝鲜人在东京勒索抢劫，被抓之后还面不改色，反而痛斥日本人都是战争犯，他在拿回自己应有的东西。
战后初期的日本，很有意思，很和平，全民反思，并且真的认为自己是罪人。
抬头，那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经济繁荣，不愁吃穿，好了伤疤忘了疼，甚至连侵华历史他们都要否认。
冬天的时候，廖雅泉带着两个儿子也来到东京，她离乡多年，也想回国看看，并决定留下来长住。
周赫煊发现廖雅泉在日本很无聊，于是投资建了个新厂，专门生产方便面，顺手还申请了方便面的专利。
顺便，周赫煊还找日本的两家药厂索要磺胺专利费用，有麦克阿瑟撑腰，日本药厂根本不敢赖账。由于实在拿不出专利费来，周赫煊无奈变成了两家药厂的股东。
这两家药厂的名字，分别叫做“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和“第一三共株式会社”，也就在日本一直排第一和第二的医药公司而已。
周赫煊觉得对方很小气，居然只给3%的股份，他一怒之下就砸钱，分别占有两家公司10%和15%的股权。
1946年底，周赫煊返回重庆，然后带着全家搬去香港。
在离开重庆以前，周赫煊还跑了一趟《新华日报》重庆分社，把自己在大陆的地契房契一股脑交给总编。两个月之后，《新华日报》重庆分社被迫闭馆，报社人员在北撤的时候把周赫煊捐的东西都带去了延安。
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