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馆。
周赫煊拆出胶卷问老板：“照片什么时候能洗出来？”
老板笑道：“别人洗胶卷起码要一个星期，周神仙洗胶卷，最迟明天下午就能拿到照片。”
李宗吾揶揄道：“看来神仙办事就是要快些。”
“咚咚咚咚咚！”
就在此时，街面上突然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
众人走出去一看，却是些穿着制服的人，正扛着大红花沿街宣传，高喊道：“抗战有责，当兵光荣！城关镇陈老太婆把四个儿子都送上战场，甘县长亲自下令嘉奖！抗战有责，当兵光荣！城关镇陈老太婆……”
南怀瑾赞叹道：“那位陈老太婆，还真是个英雄母亲。”
照相馆老板冷笑道：“富顺县个个都是英雄。”
“此话怎讲？”周赫煊问。
老板说：“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征兵，挨家挨户抓壮丁。我大儿子才14岁，今年也上了征兵名册，老子花了十块现大洋才打通关系。”
钱吉哑然道：“未成年、独子和学生，好像是不用强制服兵役的吧？”
“呵呵。”老板干笑两声。
周赫煊沉默不语，表情有些难看。
四川参与抗战的兵员最多，这话虽然让四川人骄傲自豪，但背后却掩藏着无数家庭的血泪。
就拿富顺县来说，全县人口不到4万人，八年抗战参军人数3万5千人，相当于全县十分之一的老百姓都上了战场。再算上历次服役修建工程的数万壮丁，除开老弱病残和妇女，估计%以上的青壮年都为国效力了。
真有那么多百姓舍家报国？
肯定不可能。
说穿了就三个字，抓壮丁！
这种情况在四川极为普遍，从县长、市长到乡长、保长，一个个都是刽子手。县长、市长抓壮丁有政绩，乡长、保长抓壮丁有钱拿，他们趁机敲诈勒索百姓，发着丧尽天良的国难财。
富户虽然可以花钱买壮丁顶替，但却成为官僚敲诈的重点。比如乐山县有户富农，由于花钱买了壮丁，竟被乡长以高发为借口反复勒索六次，逢年过节还得送礼孝敬。
负责征兵的军官则另有财路，他们克扣兵员的安家费和食宿费，拨下来的钱还不够壮丁走进新兵营，导致一路上都有即将当兵的壮丁病饿而死。
据当时担任国军某团管区司令的李邵良回忆，每征一兵他克扣1.2元，剩下.元作为基本开支，每月至少有3元收入，但这些钱需要跟接兵官三七分成。他自称这种克扣法非常良心，拿得不多，还没黑安家费。
河南那边就更无耻——
水银是日本制造军火的紧缺物资，中国政府因此禁止水银出口。为了得到水银，河南的军官就利用送壮丁参军的机会，让壮丁挑运物资到重庆换水银，再由送兵干部带着水银回河南，经常是以5%的新兵死亡率换来一点水银卖给日本人。
到了1943年，国府颁布《新兵役法》，把学生也纳入义务兵役范畴。
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财政部长孔祥熙想出个好办法，适龄青年可向政府交纳35元钱，即能推迟一年服兵役。当时全国约有适龄青年4万，他们觉得至少有3万人愿意出钱，这样孔祥熙每年就有几十亿元预算收入，何应钦也有了1万特征入伍的兵源。
那时的法币还没彻底成为废纸，35元按市价可折算为25美元，除了家境富裕者谁交得起？
这就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真实背景。
在返家的路上，李宗吾说：“隔我隐居的地方不远，有户人家在前几年大旱的时候，七口人死得只剩下两口。去年底就被当壮丁抓走一个，家里头只剩个瞎眼的老太婆，造孽得很！”
南怀瑾问：“那老太婆怎么样了？”
李宗吾说：“死了。邻里乡亲都不富裕，每家匀点吃的给她过日子，她过年的时候想不通就上吊了。”
钱吉愤懑道：“怎么能这样？按照兵役法，独子是不用服兵役的！”
李宗吾冷笑道：“当官的为了立功，一个个积极得很。兵员不满就抓壮丁，先抓叫花子流浪汉，再抓这种独门单身汉，反正抓再多也不会惹麻烦。”
周赫煊没有参与讨论，他看到的资料比这更惨。因为194年还算好的，到了1942年以后，国党抓起壮丁来简直无法无天——壮丁一路死一路跑，缺额只能半路上补充，沿途看到有农民、商贩、渔夫、纤夫……偏僻地方是见一个抓一个，就连老人和孩子也抓，甚至跑到茶馆酒楼去抓厨师和茶倌（外地人）。
老百姓为了躲兵役，就装疯卖傻，甚至自残，切手指、戳眼睛的不在少数。
不是百姓不爱国，而是新兵死亡率太高，还没上战场就有可能死上好几成。
周赫煊也懒得给常凯申谏言，懒得反映这些糟糕情况。因为常凯申是知道实情的，但国府上下已经烂到根子里了，中央再三令五申也对此毫无办法，中底层行政系统早就失控了，或者说从来都没有效控制过。
只有哪里闹出了民变，或者实在是吃相太难看，才会被老蒋抓典型狠狠惩治。对于富顺县这种程度的抓壮丁，老蒋不但不会惩处，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