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凯申带着一肚子的黄老之学离开，感觉收获满满，而周赫煊却有些沮丧。
常凯申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刚愎自用！
这个缺点把无数抗日将士坑惨了，徐州会战时他玩微操，淞沪会战时他玩微操，南京保卫战时他玩微操，直到远征军都出国打仗了，常凯申还在国内继续玩微操。
远隔战场千里之外，即便是放在信息化时代，中央首脑也不可能完全掌控前线的瞬息万变。
然而我们伟大的空一格蒋委员长，却认为自己可以。
就拿中国远征军来说，常凯申10号任命史迪威担任华军总指挥，11号又任命杜聿明担任华军总指挥。一个战场，居然有两个总指挥，下面的将士到底该听说的？
最搞笑的是，不管是史迪威，还是杜聿明，两个总指挥都没有真正的决策权，因为蒋委员长要亲自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他动不动就给杜聿明“手书数千言”、“指导缅战方针极详”。
常凯申对于缅甸的局势从头到尾都判断错误，他刚开始认为日军不敢深入缅甸，于是按照防止日本人逃跑的既定方针来部署军队。明明自己空军力量薄弱，却对陈纳德下令说，要一次派三架飞机、一天多次的骚扰日军，很快便暴露了己方的空军基地。
常凯申还自认为军事天才，在日记里洋洋得意地说：除了他，谁也不敢做出这种作战方案来。结果老蒋写下这篇日记的第二天，缅甸垒允机场就遭到轰炸，飞虎队20多架飞机几乎被全部炸毁。
因为老蒋的判断失误，中国远征军的战略部署漏洞百出，而且刚刚开打就彻底葬送制空权。
最无语的还在后面，史迪威、罗卓英命令远征军向印度撤退。而常凯申却遥控指挥杜垏明，让远征军经密支（和谐）那回国，这个计划虽然冒险，但并非没有操作的可能性。可常凯申偏不让先头部队抢占并固守战略要点，导致远征军的撤退路线被日军切断，被迫进入野人山区，最终结果惨不忍睹。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周赫煊只希望常凯申能改掉这个坏毛病，反复地讲述黄老之学的“立公去私”、“弃智去己”思想，说白了就是领导者不要因为个人喜好和私利而败坏国事——你不懂军事就别插手，让那些军事行家们自己去打，做为最高统帅抓大放小即可。
其实黄老之学的治国思想，概括起来很简单，即搭好国家政府的整体框架，按照现有的局势和民意，制定一套有效的行政系统和司法体系，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和目标，领导者居中掌控大局，具体事务由专业人才去执行。
这里面的中心思路是“清静无为”，即上位者不可过多干预行政司法的运转。但又是“无所不为”，必须严格维护既定的行政司法体系，不论是最高领袖还是普通官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定下的规矩，对犯错者该抓就抓、该杀就杀。
然而，常凯申坐在沙发上听了半天，只对黄老之学的权谋术感兴趣，真正关键的核心思想完全听不进去。
舍大道，而取小道，逐本求末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别提什么局势太复杂，派系太混乱，黄老之学无法施展。以常凯申现在的权势而言，明摆着可以在黄埔系统中推行这一套，比如蓝衣社就能坚定的执行既定策略。只要常凯申能坚持下去，就能从小圈子扩大为大圈子，并且吸引来无数仁人志士效力。
常凯申现在的做法刚好相反，通过暴力排除异己，通过利益聚拢人心。这样只能导致“贤者背离，小人汇聚”，一旦哪天常凯申无法调解派系利益，必然招致众叛亲离的下场。
事实上，常凯申现在已经被“众叛”了。很多几年前拥护他的人，现在一个个站出来反对，像蔡元培这种策划参与清党的人，虽然没有明着背叛，但也悄悄地搞各种抵制行动。
黄老之学讲“因天循道”，常凯申恰恰在“逆天行事”。现在的“天道”是抗日和民主，就算他暂时无法做到，也可以做出某种姿态来糊弄人啊，到时绝对可以收拢一大波民心。
黄老之学讲“立公去私”、“依法治国”，常凯申恰恰是“以私废公”、“以人治国”，带头破坏国家的行政司法体系。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党只会越来越腐败糜烂，败走台岛只是迟早的事情。
整个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一共出现了三次“宪政运动”。
第一次从1929年开始，至1932年发展到高峰，全体国民都希望能民主宪政。然而常凯申通过特务统治镇压下来，从此完全背离民心与大势。
第二次是从全面抗战开始，常凯申迫于压力，假模假样地搞“预备民主宪政”，同意所有党派和民主人士参政。虽然这次的民主立宪是假的，但已经足够振奋人心，只要继续假下去，大部分人还是拥护常凯申的。
然而即便是假民主，常凯申都不愿意去做。当日军的进攻放缓之后，常凯申立即抽手对付民主党派，搞得无数民主人士一脸懵逼，随即愤怒反弹。
于是就有了第三次宪政运动，各大民主党派原本的立场是扶持国党建设国家，被常凯申逼得联合起来推翻国党独裁，限制并督促国党实行民主宪政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