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轴进入1932年1月。
川岛芳子去了上海，正在准备策划“一二八事变”。
周赫煊没打算提醒上海方面，因为即便没有“一二八”，也可能冒出个“一二九”。反正日本人就是要在上海挑事，搞得越大越好，把列强的注意力从东北吸引到上海。
即便有周赫煊提醒，上海方面也难以应付，最后轰轰烈烈闹一场，继而不了了之。
上海的情况暂且不提，东北那边，土肥原贤二已经卸任沈阳伪市长职务，即将调往哈尔滨出任特务机关长，他的目标是对付黑龙江的抗日义勇军。
关东军虽然已经占领黑龙江的大部分城镇，但义勇军的反抗却很激烈，分别有马占山、苏炳文、张殿九等部，其中以马占山实力最大、名头最响。
马占山的本职是黑龙江黑河警备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他自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当中宣布：“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我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除之，以属我保卫地方之责。”
马占山的口号喊得横向力，并且跟日寇血战三天两夜，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全国人民因此受到鼓舞，自发组织慰问团、后援会，给黑龙江的抗日义勇军捐款捐物，更有许多青年学生投笔从戎，组建“援马抗日团”参加抗战。
张学良见马占山影响力极大，不仅默认了马占山自领的职务，还派人秘密支持马占山的抗日活动。
只可惜，土肥原贤二到达黑龙江后，很快便利用军事威胁和政治利诱等手段，把马占山弄得进退两难。
马占山手下并没有奉军精锐，都是些地方守备团、屯垦兵和警察部队。面对土肥原贤二的威逼利诱，以及义勇军内部军心不稳，马占山很快就投降了，并亲自出任伪满洲国的军政部长。
历史上的盖棺评价，把马占山此举定义为诈降，咱们就不去推翻这个结论了。
但不可否认，马占山的诈降举动带来极坏的影响，因为他属于积极抗日的招牌。这块招牌一倒，瞬间就使得许多义勇军部队跟着投降，也极大的打击了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
即便以后马占山继续扯旗抗日，也无法弥补诈降带来的恶劣影响。
再说锦州那边，1932年元旦，关东军从三面向锦州发动总攻，坚守两个月的张学良终于扛不住了。
已经下野的常凯申，多次密电张学良严守。顾维钧等老友，一天连发数封电报，求情张学良不要放弃锦州。可惜大势已去……
张学良已经无力再打回沈阳，继续抵抗也只是徒增伤亡而已，他力排众议地放弃锦州，把部队全部撤回山海关内，此举标志着东北全部沦陷。
东北沦陷！
这个消息仿佛一道惊雷，在神州大地轰然炸响，全各国地的游行和请愿活动层出不穷，有血性的汉子干脆自发跑到东北去抗日。
至于南京国民政府，呵呵，自常凯申宣布下野后，已经改组为“合议制”。由林森担任政府主席，孙科担任行政院长，张继担任立法院长，伍朝枢担任司法院长，戴传贤担任考试院长，于右任担任监察院长。
这些人“合议”主持国家大事，然而除了争吵以外，根本议不出什么真正的决策。
更何况，常凯申也不是吃素的。他虽然已经宣布下野，却提前在军队和要害部门布置了亲信，中央军只有常凯申自己才能调动。
常凯申这次以退为进的手段很高明，以前他被扣上“不抵抗”的屎盆子，根本就百口莫辩，成为各派势力攻击的焦点。现在他一下野，那些派系势力就立刻混战起来。
陈济棠倡议“西南五省大团结”；何成濬发起“九省联防”；张学良跟阎锡山、冯玉祥讲和，暗中筹划“北方六省大联合”，国党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
在内忧外患的强大压力下，孙科被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亲蒋派趁机提出“迎回常凯申”的议案，并立即得到通过。
南京国民政府连忙给常凯申发去邀请，希望总司令能够赶快回来领导国家。
常凯申扭扭捏捏就是不表态，嘿，你们要我走就走，你们要我回就回？等着吧，老子还没休息够呢他希望得到更大的权利。
……
冯庸大学，北平临时校址。
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就在今天誓师出征！
操场上，由两百多名大学师生组成的义勇军，正整整齐齐的站着等待训话。
周赫煊看着那些可爱的师生，内心颇为不忍，他是不赞成学生老师去抗日的，因为太浪费人才了。可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又正是当下中国最宝贵的东西，也必须有这种人去坚持抗日。
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总司令，也是周赫煊的老熟人侯七，侯忠国。
当初周赫煊被褚玉凤的人刺杀，还是侯忠国帮忙逮住暗杀者。之后他一直在冯庸大学担任军事教官，教授步***击和刺杀课程，这些学生都是侯忠国教出来的。
“诸位老师，诸位同学，张司令已经弃守锦州了，东北的黑土地完全被日寇占领，”冯庸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说，“但是，还有人在抵抗，还有人在关外跟小日本血战！黑龙江的马占山、苏炳文，吉林的丁超、李杜、王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