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如今不在柏林，他跟妻子和两个继女，刚刚搬进波茨坦乡下的卡普斯小屋里。
起因是这样的，去年爱因斯坦50岁大寿。柏林政府承诺要修建一座别墅，送给爱因斯坦做生意礼物，但相关部门对别墅的造价争论不休，最终这个计划只能作废。
爱因斯坦生气之余，干脆自己出钱在卡普斯买了块地，并委托建筑师康拉德建造了一栋避暑小屋。
“嗯，这里很不错，”爱因斯坦打量着刚刚修好的木质小别墅，对康拉德道，“你的作品让我非常满意。”
康拉德只是位年轻的建筑师，面对大科学家时非常恭敬，微笑道：“这是我的荣幸，爱因斯坦先生。”
妻子艾尔莎从屋里走出，挫折双手道：“可惜这里太冷了，烤着火炉都能把人冻僵，只能作为避暑的所在，冬天最好还是别住这里。”
爱因斯坦说：“这里离柏林太远，当然不可能长住，我们过两天就回去吧。”
就这样，周赫煊在柏林大学都讲学结束了，爱因斯坦才带着妻女返回柏林。他的终身私人秘书海伦·杜卡斯，拿着五封信函过来说：“先生，这是最近几天的信件。”
爱因斯坦首先拆阅了比利时女皇的来信，接着又其他几位科学家朋友的来信，最后才拆开中国驻德使馆发来的函件。
读完信件后，爱因斯坦问：“这个周赫煊有什么特殊来历吗？”
女秘书海伦回答说：“周赫煊先生是中国的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准确预言了美国大股灾和经济危机，他的刚刚获得了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他去年还提名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个人认为，值得一见。”
“那你帮我安排。”爱因斯坦没有太在意，拿出空白信纸给比利时女皇回信。
事实上，自从爱因斯坦出名以后，这十多年来，经常有人想要拜访他。不过爱因斯坦还是很挑人的，去年一整年，他只见了比利时女皇和法国数学家阿达马。
最有趣的是和阿达马的交流，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和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会面，他们谈论的主题居然是“战争与和平”。
三天后，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居所里，会见了前来拜访的周赫煊。
“你好，爱因斯坦先生。”
“你好，周先生。”
两人握手互相问候，然后各自坐下，好奇地打量着对方。
爱因斯坦的继女玛戈端来两杯咖啡，微笑着对周赫煊说：“请慢用。”
至于女秘书艾伦，则坐在旁边，准备简要记录两人的谈话内容。
周赫煊忍不住多看了玛戈两眼，并非他对爱因斯坦的继女有兴趣，而是想起后世流传的那些八卦。
传闻，爱因斯坦离婚后，一度纠结于该娶表姐兼堂姐，还是该娶表姐的女儿。表姐是建议他取女儿的，但爱因斯坦感觉影响不好，最后还是把表姐给娶了，并和两个继女一起居住。
爱因斯坦此时在柏林还有个长期情妇，那个情妇正是继女玛戈的闺蜜，私生活说起来似乎显得很乱。
周赫煊收回目光，对爱因斯坦说：“很荣幸能跟您当面交流。”
爱因斯坦笑道：“你们中国的学者，好像都是这么年轻。”
周赫煊把这句话理解为轻视，立即回道：“你创造‘奇迹年’的时候，也很年轻。”
“哈哈，你说得很对，年轻不是罪过，而是一种资本，”爱因斯坦听出周赫煊的不满，改变态度道，“抱歉，可能我刚才措辞有误。几年前我去上海的时候，就遇到好几个中国学者，他们都非常年轻。我还记得有个叫张君劢的年轻人，他跟我讨论了社会主义。”
不仅有张君劢，周赫煊的另一位朋友张季鸾，也是当年陪同接待爱因斯坦的人。
周赫煊问：“您对中国印象如何？”
爱因斯坦想了想说：“很复杂。”
“复杂？”周赫煊道。
爱因斯坦回忆说：“当时我走进上海的某条街道（南京路），路上全是热情的青年学生。他们脸上写满了狂热，甚至用双手把我举起来，这是我在其他国家从没有受到过的待遇。他们显然很尊重和热爱科学，而我在那一刻成为了科学的化身。从这点来说，中国是一个蕴含巨大潜力和希望的国度。”
周赫煊问：“还有呢？”
爱因斯坦继续道：“我喜欢中国的艺术，我在上海听了东方传统戏曲（昆曲），虽然不知道演员在唱什么，但感觉非常享受。还有一位叫王震的中国画家，邀请我去他家里作客，并送给我一幅中国画。不管是艺术，还是科学，中国都留给我很好的印象。让我心情糟糕的，是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上海的欧洲人和中国人，社会地位有着明显的差别。欧洲人形成了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当我给一位中国服务生小费时，可能是给得太多了，他激动得当场给我跪下磕头。你知道吗？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回到了中世纪。中国人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一个受折磨的、鲁钝的、未开化的民族，跟这个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在劳动中挣扎着活着，显得那么愚昧而顽强。”
周赫煊做为21世纪的穿越者，他对此很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