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先生，正在台上用法语做着演讲：“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改革，是有着巨大阻力的。就拿穿西装来说，菲律宾人摩登的西式装扮，令我非常吃惊。他们穿着最时尚的欧式服装，显得十分惬意。与他们相比，中国人差得很远，还有好多人在穿长衫马褂。我震惊不已，思索良久之后恍然大悟。事情其实很简单：以前菲律宾人并不穿衣服，他们都光着身子行走。有人给他们衣服穿，他们自然就穿了……”
“哈哈哈哈……”台下的法国佬一阵哄笑。
张伯苓继续说道：“中国人就不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按照自己的方法，依着自己的方便和性子量体裁衣。这样就是衣服总是顺着中国人，适合中国人，一旦穿上西方人的衣服，就觉得很别扭，没有日本人和菲律宾人那样自在。文化和思想也是如此，即使在直接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现代化问题上，中国人已然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和习惯……向外国文化学习能够帮我们处理好国际关系，保持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但也要注意外国文化有许多局限性，决不能让外来文化成为民族精神之魂……为此，中国青年决不能忘本，只有充分了解本国历史，才能热爱本国历史，才能置身于国家发展的潮流中，带来有益的革新，而不是损害民族文化！”
“啪啪啪啪！”
掌声雷动，现场的法国人和中国留学生热烈地拍着巴掌。
等张伯苓演讲结束，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校长杜卡尔，热情地和他握手道：“张先生，你的讲话非常幽默生动，你的爱国情操也令本人十分佩服！”
“您太客气了，”张伯苓说，“还要多多感谢贵校，对中国学生的照顾。”
杜卡尔笑道：“中国学生非常刻苦，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
民国时期，特别是20年代，留法的中国学生非常多，数量仅次于美国。
因为法国很多学校免收学费，而且一战后法国人口锐减，需要大量的廉价工人。为了增加自身在中国的影响力，以及招收更多的中国劳工，法国政府积极鼓励中国人赴法留学。
只1919年7月份，法国政府就赠送了500张船票给勤工俭学的学生，还向中国的留法预备班提供奖学金。
于是乎，无数追求进步，但又没钱留学的中国贫寒子弟，便有了一个难得的留洋机会。
来自全国各地的穷学生疯狂涌入法国，年龄最小者才10岁，年龄最大者54岁（女性）。他们的学习环境极其艰苦，干的是最廉价、最辛劳的工作，还要在做工之余努力学习知识。
我党的多位领导人，都有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具体名字就不说了。
李石曾为什么在民国教育界那么有影响力？
就是因为他在留法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不仅和蔡元培等人一起组织留法活动，而且还自己在法国开设豆腐坊，为留学生创造工作岗位。
至于张伯苓这次到欧洲，主要是来为南开大学筹集经费的，顺便做为中国代表参加日内瓦国际教育会议。
聊了一会儿中国留学生，杜卡尔突然问道：“张先生，你认识周赫煊先生吗？他是一位著名的中国思想家。”
“当然认识，我的学生正好和他创办的电台有合作。”张伯苓笑道。
张伯苓这次筹集办学经费的旅行，是从东北开始的，找张学良忽悠了20万大洋。然后沿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苏联，再从苏联南下经过德国，随后来到法国，他还准备去西班牙看看。
自从来到法国后，张伯苓不管是跟谁打交道，对方都要问起周赫煊，这让他大感诧异。
张伯苓看了报纸才知道，原来周赫煊的和学术著作，这段时间正风靡整个法国，已经成为法国人最熟悉的中国人。
张伯苓在前几天寄回国的旅欧游记中写道：“周先生在法国的受欢迎程度令我吃惊，无论大众报纸，亦或学术期刊，谈及中国者，必谈周赫煊。对法国人而言，周先生之于中国，正如泰戈尔之于印度，具有着代表国家和民族的意义。而中国留法学生，亦将周先生视为偶像，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张伯苓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做完学术交流，又会见了一些当地的留学生，这才继续南行前往西班牙。
在火车上，张伯苓报纸时，又看到好几篇提及周赫煊的文章。
不过另一则新闻更加引起张伯苓的注意，题目为——《在国联会议上，第一次听到中国话！》
国联就是联合国的前身，召开国际会议只用英、法两种语言。
而就在前两天，中国驻德奥公使蒋作宾，坚持用汉语在国联会议上发言，这让许多参会者感到吃惊。
甚至在散会之后，日本代表专门找到蒋作宾，恭敬地说：“鄙人极为敬佩您的勇气，能在国联里用本国语言讲话，以后我们日本也要学习。”
果然，日本代表明年在伦敦开会时，也首次使用了日语发言。
这位首倡用汉语在国际上发声的蒋作宾，也是少有的清醒人啊。如今苏联与中国已经断交，好多人都觉得苏联是中国的劲敌。而蒋作宾却大声疾呼：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