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维扬在村子里一连住了六天，没事就跟老人小孩瞎聊，终于引起了村支书的注意。
村支书姓刘，如果拐弯抹角论亲戚，还是洪伟国的远房表叔。
眼看着夕阳斜下，宋维扬把一个眼花耳聋的糟老头扶回家，正准备溜达着到洪四叔家里蹭饭吃。刘支书突然就冒出来，站在他背后说：“小宋，你是省里来的暗访干部吧？”
宋维扬好笑道：“你怎么觉得我是个暗访干部？”
“天天在村里套话，不是干部就是记者。”刘支书说。
宋维扬问：“你不怕吗？”
“我又没做亏心事，我怕什么？”刘支书慢条斯理的拿出烟袋。
“抽这个，”宋维扬递过去一支红塔山，“我算了一下，去年村里的提留款，已经超过农民收入的20%。中央文件有明确规定，提留款不得超过5%，你这是公然犯法的！”
刘支书一点也不怕，划火柴点燃香烟，吞云吐雾道：“那你再到方圆几个乡打听打听，我们白庙村的提留款不说收得最少，但起码也是倒数前三了。乡里有任务，我还能跟乡里作对？回扣我肯定吃过，但那算个屁，顶多弄点烟酒钱。你要是暗访干部，那就把我抓起来。你要是暗访记者，我劝你去隔壁乡的胜利村，那里的村干部才是扒皮喝血的。”
“怎么个扒皮喝血法？”宋维扬问。
刘支书连连摇头：“我不说，得罪人，你自己去调查，反正别在我们村子里瞎整。”
宋维扬道：“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粮站给农民打白条？”
“还用问？”刘支书冷笑道，“乡里的粮站根本没钱，不打白条怎么办？就算粮站有钱，也不会给农民，先扣着再说。”
宋维扬道：“为什么扣着？”
刘支书说：“摊派啊。三提五统，啥都要农民交钱。农民不肯出钱，就在白条里扣，大家都方便。你要真是省里下来的干部，就去弄市里县里的大贪官。我跟你说啊，农民现在结婚，办结婚证的手续费都要好几百块。人家城里人结婚的手续费只要几十块，再多也就一百来块顶天了，这是认准了农民好欺负。”
宋维扬感觉没什么好聊的，说道：“我真不是什么干部，也不是记者，您老也别瞎想了。”
“那你成天在村里转悠？”刘支书狐疑道。
“我是做社会调查，准备写毕业论文，”宋维扬说，“我就一快毕业的大学生。”
刘支书转身而去，嘀咕道：“学生不去读书，来这里瞎球整。”
……
接下来一段时间，宋维扬走访了附近四个乡镇的十多个村落。
相比起来，洪伟国老家的村子，已经算是中等偏上的富裕村。真正的穷村无非两种，一种是村干部太黑心，一种是土地太贫瘠。
这么说吧，以此地对农民的提留和摊派程度，每亩田至少要收900斤谷子以上才行，否则农民就是白干一场。而能打900斤以上稻谷的水田，很少很少，属于凤毛麟角。
这就导致什么呢？
农民靠卖农副产品和打短工赚来的钱，全部被提留款和摊派费弄干净了，只剩下家里的一堆粮食，根本没钱用于市场消费。
特别穷的两个村，由于土地贫瘠，连粮食都没多少，只能勉强保证不饿肚子——初中辍学率竟超过30%，因为农民交不起学杂费。有些交得起也不愿读了，十四五岁就去学手艺或者打工。
再往西，宋维扬又去了隔壁省，走访洪伟国的一个战友的老家。这里的情况差不多，大同小异，只不过由于靠近长江，农民进城打工的更多，普遍稍微要富裕一些。
接着又前往西南某省，还是洪伟国战友的老家——怕出事，得有当地人带路。
这次走访的几个村子简直穷疯了，因为地处偏僻，外出打工的农民很少，只能窝在地里刨食吃。而那到处是贫瘠的山地，根本种不出几颗粮食，农民的人均月收入不足10元钱。就这还有沉重的提留负担，农民别说吃肉了，一斤菜油可以炒一年的菜，油腥味都见不着，年夜饭能有两三个荤菜就属于富裕人家。
这他妈怎么写论文？
写个屁啊！
宋维扬研究的是农村乡镇市场对中国内需的拉动，但现实是根本拉不动，农民能吃上肉就不错了。
……
满县城都没找到网吧，甚至宋维扬想用电话线拨号上网，跑遍全县都没弄到一只猫。
这破地方，估计连电脑都没几台。
宋维扬只好去县图书馆，一包烟打通关系，随便他在里面找资料看。很快他就发现了意外之喜，居然找到一套本省出版的社科杂志，复旦的图书馆里都没有的货。
有个当地的三农问题专家，也在呼吁农村市场化，论文写得头头是道，就是没有多大的可操作性。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宋维扬在复旦的图书馆里已经查阅了上百篇相关论文。但没用，都没用，盘活农村经济必须农村经济市场化，专家教授们对此大谈特谈，一个比一个写得精彩。
但真正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先把农税取消了再说。避开这个问题谈农村经济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