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面说，90年代的中国高校，论文科，北大第一，复旦第二。
这个排名并非以学术和教育水平为标准，而是特指社会影响力。北大和复旦的文科生极为活跃，经常搞出一些具有轰动效应的事情1993年的“狮城辩论赛”，全国电视播出，把复旦之名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一场国际高校辩论赛而已，放在20年后，估计还没有lpl联赛受关注。
但当无数观众从电视上看到复旦学生舌战群雄，击败一个个国际名校团队，又在决赛当中喷得对手狗血淋头，其所代表的意义直接上升到国家民族层面。全国媒体疯狂报道，甚至《妇女生活》杂志都在赞美辩手们如何努力读书，如何刻苦学习。
那些穿着西装侃侃而谈的复旦学生，展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睿智、凌厉、清新和朝气，成为中国新时代大学生的缩影，被媒体评价为“代表着中国的未来”。
辩论赛电视播出以后，不仅复旦的报考率提高了，还在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衍生出两句流行语：请不要偷换概念！请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也是从那时起，中国的学校里开始出现五花八门的辩论赛，电视台亦热衷于举办辩论赛。超级辩手可以成为全国性的明星，其影响力甚至足以抗衡某些影视明星，这是新世纪的小朋友们无法想象的。
虽然进入90年代，诗歌已经没落，复旦没了旗帜性诗人。但刚刚卸任诗社社长的韩博，依旧属于全校风云人物，并在全国也小有名气，这就是名校带来的辐射效应。只要你在复旦能搞出一点东西，必然受到校内外关注，并且还可以在毕业之后转化出实际用途。
复旦诗社的前任社长韩博，是个大帅比，一头长发，不仅写诗，还搞实验戏剧，风格冷峻幽默，大概相当于此时的“复旦韩寒”。
而随着《生化危机》的两期连载，宋维扬和聂军迅速走进大众视线，跟韩博一样，也成了全校风云人物，盛海的科幻杂志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直接转载。
就这么出名了？
还是那句话：真他妈神奇！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能知道这种“神奇”的原因。
杨信通过一次中外企业家交流会，就能让喜丰罐头打入欧洲市场，是因为此时的中外商业交流渠道太稀少了。
“狮城辩论赛”让复旦声名鹊起，让辩手成为全国明星，让“偷换概念”、“正面回答”成为流行语，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大学生，能难有在国际上展现风采的机会。
至于《生化危机》突然在复旦走红，并渐渐向校外扩散影响力，其实也很简单。
整个90年代初、中期，中国科幻界主要充斥着三类作品：
第一类：硬核的传统科幻。
第二类：政治隐喻和政治反思型，一些抛去科幻外衣，其实可以直接归为伤痕文学。
第三类：历史神话类。此时的中国科幻作者，喜欢把历史和神话元素融入科幻作品，让人读起来总觉得怪怪的。
以上三类，不管是哪一类，作者都热衷于讲道理，引导读者对科学、政治、历史、文化、人性进行思考。而他们共同的缺点，就是剧情干巴巴的，主角除了大爱几乎没有别的情感，就算写情也写得很空洞。
这导致中国科幻一直很小众，太硬核了，严重缺乏娱乐性。
而《生化危机》正好填补了这种空白，独一无二，兼具科幻和娱乐性质，让不喜欢科幻的读者都看得很爽。
复旦科幻学社的社长郭涛顺应民意，虽然依旧是月刊，但第三期《生化危机》的连载内容直接增加一倍。同时，他还征求了宋维扬和聂军的意见，把《生化危机》寄往《科幻世界》杂志社。
《科幻世界》本来已经确定了刊发内容，收到稿件之后，立即腾出版面把《生化危机》放进去。
一经连载，直接在中国科幻界引起轰动。
虽然许多作者认为《生化危机》没内涵，但架不住读者喜欢啊！
《科幻世界》杂志社在半个月内收到了几百封读者来信，全是讨论《生化危机》的，这让主编杨潇欣喜若狂。
实在是科幻文学在中国属于后娘养的，复旦学生在国际辩论赛拿冠军就能轰动全国，还被赋予了崇高的爱国意义。但《科幻世界》三年前主办“世界科幻协会年会”，被sf评为自成立以来最隆重最成功的年会，这么光荣的事情，在国内居然没有溅起任何水花。
还不是因为科幻受众太窄？恰好《生化危机》可以吸引普通读者入坑！
“宋维扬，聂军，有你们的信，你们入围银河奖了！”
科幻学社的社长郭涛冲进来，他是大三学长，没有住在这栋宿舍楼，这次是专门跑来报喜的。
郭涛身后，还跟着十多个科幻社的成员，一个个都兴奋无比。
“银河奖是什么奖？”聂军没有任何反应。
郭涛说：“中国科幻文学最高奖项，《科幻世界》杂志独家主办的。”
另一个科幻社成员笑道：“你们是银河奖设立以来，复旦唯一入围的学生，太给咱们学校长脸了！”
郭涛说：“领奖时间在下个月初。”
“没空。”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