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周过去。
深交所。
跟宋维扬刚到深城时的冷清相比，此刻的深交所再次陷入疯狂。
一片绿色当中，某只股票却飘红两天，在没有涨停制度的情况下，涨幅已经接近50%。
“涨了，又涨了！”
“先别出手，还能涨至少8个点！”
“真牛气啊，早知道我昨天就下手了。”
“……”
大户室内，郑学红和陈桃紧张不已，他们的全部身家都已经压上去。
“该卖了吧。”郑学红说。
“嗯，”宋维扬命令交易员，“每过10分钟，卖出3万股，现在可以开始了。”
交易员提醒道：“先生，现在卖有点吃亏，这支股票不可能跌。”
“卖吧，见好就收。”宋维扬说。
交易员立即开始操作，一个小时过去，宋维扬三人的16万股全部卖出，净赚60多万元。
戴着假发、沾着胡子的宋维扬，立即带着同样乔装打扮的郑学红和陈桃离开深交所，直奔邮局而去——汇款之后就可以离开特区了。
这年头异地转账极为麻烦，得先去邮局寄汇款单，收款人拿到汇款单再提钱。
填完汇款单，郑学红心有余悸道：“太刺激了，我这辈子都不敢再来深城，怕被人认出来给打死。”
“是啊，心惊肉跳的，这两天我都睡不着。”陈桃说。
宋维扬问：“要不要吃了散伙饭再走？”
郑学红说：“保险起见，到了花都再吃散伙饭。”
通过发奖杯、开讲座班、企业咨询服务，以及刚刚在股市的收获，三人现在都已经成了小富豪。
宋维扬分得108万，郑学红分得62万，陈桃分得19万。
刚刚在股市玩的那一出，远比搞假协会的事情更大。若非怕被人盯上，宋维扬完全可以找君安证券玩杠杆，轻轻松松获利数百万都有可能。
保险起见，小打小闹就可以了。
……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宋维扬在股市的操作吧——
90年代初的中国股市，还处于一种非理性的蛮荒状态。
就拿深交所来说，在中央迟迟不批的情况下，地方上自己就挂牌营业了。深城股市足足运转了4个多月，才终于得到央行的批准，之前交易所挂的都是假牌子，简直胆大包天。
去年，特区发售新股认购证，立即引发“百万股民炒深城”的狂热场面。
两天之内，只有60万常住人口的深城，一下子涌入160万股民。从花都到特区的车票，黑市价翻了6倍有余。还有更多人被困在铁丝网外，当地农民自发带路，冒着高风险帮股民钻狗洞赚钱。
由于需凭身份证获得认购证，一麻袋一麻袋的身份证从各地寄来，深城各邮局网点近乎瘫痪。
发售当日，武警、特警、海关集体出动，挥舞着电击枪、皮鞭、棍棒维持秩序。排队的时候，后者死死抱住前者的腰，稍不注意就要被挤掉。脑子聪明的就找来绳子，男男女女都把绳子绑手腕上，队伍串成一串，既可防止被挤开，还能防止有人插队。
疯狂过后，有人因为没有认购到新股，竟然火烧街头车辆泄愤。
股票是什么？
大部分人都不懂，他们只知道，买股票可以赚钱。
1992年，深城和盛海的股票市场，同时陷入极度狂热当中，又迅速在半年内冷却下来。
到了1993年，两地股市都进入寒冬期，股民已经被搞怕了。
于是，盛海那边想了个办法，从深城引入一条“鲶鱼”。一场惨烈的收购战随即打响，盛海股市再度狂热，那条鲶鱼被认定为“违规操作”，事后却只缴纳了100万元罚款，同时宣布收购有效。
后来有股评家说：“宝延风波的裁决，奠定了中国股市的灰色基调。几乎所有人都领悟到了，这是一个强者第一、规则第二的斗兽场。”
更荒诞的是“苏三山案”，一个被派驻特区的湘南小官员，挪用公款100多万、恶性透支1000多万瞎买股票。他不幸遇到了大熊市，于是私刻公章，给报纸发传真声称自己收购了“苏三山”5.006%的流通股（收购超过5%的流通股，必须登报告之股民）。报纸都没搞清楚情况就刊登消息，立即刺激到萧条的股市，“苏三山”在一天之内大涨40%。
那个小官员自己都没料到会成功，手里握的“苏三山”并不多，只获利15万元而已。
这货很快被抓了，被抓的原因更扯淡。
他竟然是在自己老家的邮电局，通过关系使用邮电局的传真机，给报社发去收购股票的假消息。根据传件可以判断传真机型号，而那个型号的传真机全国仅4台。警方顺藤摸瓜，轻轻松松就把他逮捕归案。
当宋维扬读到这个案例时，简直被此人给蠢哭了，同时又不得不佩服他的异想天开。
所以宋维扬补足漏洞，依葫芦画瓢也玩了一把。
反正是一锤子买卖，大家上当一次，以后就不可能再上当了。就算宋维扬不这么搞，再过半年那个小官员也要做，当是为中国股市完善规则、提供教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