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尔是一个加泰罗尼亚青年，他的家庭是典型的加泰罗尼亚家庭，父亲，叔伯，母亲与姐妹，还有一个小弟弟。
他还记得祖父曾经把他带到海岸边的一座峭壁上，指着一座快要倒塌的堡垒给他看，说他们的祖先曾经在这座堡垒里为一个加泰罗尼亚贵族服役三十年，他几乎被恩准成为一个骑士，但可惜的是，这位贵族还没兑现承诺，他就在与卡斯蒂利亚人之间的倾轧中被诬陷入狱，后者没有子女，卡斯蒂利亚人派了一个伯爵来管理这个地方，伯爵厌恶堡垒的阴森与狭窄，就另外寻找了一个地方建起了自己的城堡。
耗尽了一生的男人沮丧地回到家里，他成了一个普通的农民，靠着种植橄榄与葡萄过活，不过他在那位贵族麾下做事的时候，还是积累了一点小钱，这点小钱甚至不会让那些贵人动一动眼角，却足以让他在田地的边缘开设了一个小压榨作坊，他有三个儿子，都非常强壮，他们辛辛苦苦不分昼夜的干活，终于积攒了一笔钱，将最小的弟弟送到了一个商人的船上。
这个小儿子后来阴差阳错地在一场海难中侥幸逃生，他带回了一个钱囊，里面有着一笔可观的金弗洛林（意大利货币），他们悄悄用这笔钱买了更多的田地，扩大了作坊的规模，也各自娶了妻子，生了孩子。
到了鲁尔这一代，这个家族的人数已经扩充到一百五十七人，但又迅速地在这两年萎缩了下去。
最先被抽走的是强壮的年轻男性，鲁尔本来也在其中，不过他的父亲设法用他们的作坊抵偿了这笔“军役债”，不然鲁尔就要和其他年轻人那样，远离家乡，幸运的话会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拖着一个衰老残破的身体回来，不幸的话他的家人也许会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最终埋葬在了什么地方，不，或许连被埋葬的机会都没有。
但很快地，西班牙人的狼犬们又开始追逐加泰罗尼亚人，向他们征收各种税赋，人头税是必须的，战争税则一向由托莱多或是马德里的大人说了算，在落到他们身上之前，官员与总督也会层层加码，他们手中的田地很快就消失了，变成了叮当作响的“埃斯库多”，落在了贪得无厌的仇敌手中。
再一次征兵到来的时候，鲁尔的父亲已经拿不出钱，鲁尔只能在母亲与姐妹的眼泪中被士兵们驱赶着离开了家，但这不是他最终决定反抗的原因——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很难让他去冒会有生命危险的险，何况西班牙人会一直追究到他的家，但还没过多久——他还没和其他人那样走到服役地点（西班牙人总是会把他们打散与发配到很远的地方），就遇到了一个商人，他告诉他说，他的父亲被投入了监牢，他的母亲病倒了，他的弟弟也被征入了军队，姐妹们也因为拿不出足够的税钱而被逼迫，不得不逃到修道院里。
他立即想要回家，但一个加泰罗尼亚人想要离开军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西班牙人们并不把他们当做士兵看待，他们在军队中是苦力仆人和填充枪口的盾牌，他们被严格的监管着，没有武器，身处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每天都要干到精疲力竭，吃的又少又恶劣，但鲁尔仍然抓住了一个机会，他逃走了。
事实上他应该是没法逃回去的，但他太走运了，恰好遇到了卢波的雇佣军们，那时候卢波已经投靠了法国的奥尔良公爵，也就是说，注定和西班牙人为敌，在鲁尔的指引下，他们成功地潜入了西班牙人的营地，一把火烧光了那里，能够逃出来的西班牙人还不够一双手的手指数。
鲁尔与其他人急不可待地回到了家里，他们惊喜地发现，因为奥尔良公爵的军队已经攻占了他们的城市，他的父亲已经被释放，母亲的病情也在好转，他的姐妹也从受庇护的修道院里回家了，他的小弟弟虽然没有回来，但因为他立下的微薄功劳，公爵的侍从居然也去给他打听了——感谢上帝，那个孩子没有死在战场上，因为他面貌清秀，所以他的长官想把他卖给异教徒，他如今正在巴塞罗那。
对此鲁尔感激万分，他的家人也是如此，但这并不是说，当卢波拿着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征兵手令来招募士兵的时候，他们不会感到恐慌。他们坚决地反对鲁尔的决定——鲁尔想要为法国国王作战，当然，对许多加泰罗尼亚人来说这是一桩好事，一桩彰显其勇气与高洁品行的好事，但世上也有如鲁尔家人这样只希望平静地度过余生的人家，他们不期望子女出人头地，只希望他们平安无事。
“但我们已经没有田地，也没有作坊了。”鲁尔平静地指出。
这句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了，是的，他们是幸运的，城里与乡村里有不少家庭最后一个人都没能活下来，哪怕他们有着众多成员，甚至家资殷实，就如同那个杀死了议员与神父的可怜女孩；有些家庭则支离破碎，可能只活了一两个人，他们的家还在，家人也都还在，已经让人羡慕得不得了了。但随着两个姐妹，小弟弟，连同鲁尔都回到了家里，他们就要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没吃的了。
虽然鲁尔的父亲当初是被迫卖掉葡萄园，橄榄树林，小麦地与压榨作坊的，那些买下了这些资产的商人也不能白白地受损失，何况当时他们愿意接受这笔交易，都算是同为加泰罗尼亚人的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