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港岛重光半年以后，杨慕琦于1946年5月1日复任港督。
由于在二战结束前，伦敦当局承诺于战后容许其殖民地拥有高度自治权以至独立；当以艾德礼为首的工党政府上台执政后，伦敦当局开始着手落实有关承诺，并在绝大部分殖民地实行政治改革。
在这等环境下，身上背着沦陷时期被抓污名的杨慕琦便以奉大英之命令为由，开始推行政治改革，最终于1946年8月28日发表了一份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史称“杨慕琦计划”。
该计划的主要想法是重新设立一个市议会，规定由30名议员组成，三分之二议员为民选，其余三分一则属委任。
这绝对是一个跨越性的进步，因为当前港岛的议员全部都是港府由港府任命，而且为了控制权力，议员还分官守以及非官守。
比如说高要，他就是市政局的非官守议员，简单点讲，等于是名誉性质。
根据杨慕琦的计划，该增设的市议会最初可负责管理消防、康乐场地、车辆牌照和市政局，到日后情况许可的话，更可以管理教育、社会福利和公共建设，甚至于公共事业。
简单点讲，市议会拥有实权，而其中的权力绝大部分来自于警队…
该方案推出后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局面，如马文辉等华人年轻一辈中的精英兴奋异常，认为港岛将如英联邦下其它地方一样迎来民主改革，港人将彻底告别愚昧的过去。
市井里就不一样了，根本漠不关心，就是高要对简约强讲的那句话，街坊们只想吃饱饭，他们不关心谁搞政治。
高要意味深长的看着简约强：“这民主到底是谁的民主？”
简约强吭吭哧哧的说不出话来，他被问住了。
斗争是无处不在的，任何一个能够在港岛成为大亨的华人代表，都是斗争出来的。
这个斗争就是政治。
早在高要出世之前，港岛华人于政界中有两股势力号称最强，一股是以李煜堂为代表的五邑帮，一股是刘铸伯为代表的宝安籍势力（也就是本土派）。
最早的时候，五邑帮支持革命，其中涌现了不少代表，比如说李煜堂，又比如说洪门致公堂的司徒美堂。
在这其中，李煜堂以港岛、广府为基地，率领五邑帮的骨干给国父送钱送粮，并从中攫取了相当丰厚的利益。
五邑帮认为革命是一门生意，他们为国民政府提供的钱粮不是无偿的，一定需要回报，他们往往会争取诸如土地及公共事业生意的经济利益。
国父也很懂一点，每次重新掌握政权之后便会给与李煜堂等五邑帮代表甜头。
比如说李煜堂获委任为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杨西岩获任命为财政部长，盐运及交通等要职相继交由四邑籍人士出任，而广府不少市区土地及地产，据说也辗转落入四邑籍香港华商手中。
五邑帮等于独掌广府核心利益，这自然让其它势力不满，以廖仲恺为首的少壮派人士认为四邑籍港商要求的利益过巨，且投机炒卖广东地皮，扰乱地方商业与财经秩序，因而常常劝说国父收回各项给予四邑籍港商的官职及经济利益。
当时五邑帮是国父的钱袋子，搞革命不能光谈理想也得谈钱啊，国父自然不能答应属下的要求。
其后，国父采取“联俄容共”政策，并获得沙俄庞大的财政援助。
有了钱，这腰杆子自然就硬起来了，五邑帮开始被剥离出国民政府的核心位置。
其后，失去政治支持的五邑帮在港岛同样遭到港府打压，他们从此便安心待港岛发展，再也不回内地置业投资。
帮港府打压五邑帮的是刘铸伯为代表的宝安籍势力。
港岛本来隶属宝安治下，按照常理来讲，宝安籍的势力在港岛应该只手遮天才是。
遗憾的是，宝安成为政治主角的时间非常之短！
宝安籍的势力能够登上政治舞台是因为国父先扶持五邑帮，其后又搞联俄罗容共政策，彻底得罪了港英政府以及大宝安区域的望族。
为了打压五邑帮，港府于1913年终止了何启的立法局议员身份，同时在不同层面上排挤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的五邑人，并开始扶持尤政治取向截然不同的宝安人（或称本地派，例如刘铸伯、周寿臣和贺东等）。
这扶持是全方面的，既包括政治上的地位，也包括财富上的，否则贺东又哪里能那么顺当的成为洋人家中的座上宾，又
真以为混血儿就牛逼了？
在早前的港岛社会中，混血儿就是二鬼子，华人跟洋人都很不待见的啦。
在这其中，本地派的代表刘铸伯于1913年获委任为立法局议员，翌年即获港府支持，与一批欧亚混血儿商业精英——贺福、贺甘棠、罗长肇及陈启明等集资六十万元创立大有银行。
有意思的是，大有银行并未按法定银行登记制度进行相关登记，从而可接受普通市民存款，把生意做大。
更有意思的是，一战之时，在大英对普鲁士宣战后，该银行在业务尚未完全展开之时便捐出巨款以作为大英向普鲁士用兵的军费，然后又在1915年捐出一架价值四千五百英镑的飞机以示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