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钰又举了个例子：“你们看于尚书，他当了十九年的山西巡抚。山西那帮贪官污吏不仅不想害他，反而被他所深深感化。
而且整个山西上上下下都是一片歌功颂德，于尚书的官声人望那是好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当年太上皇好容易鼓足勇气，把于尚书送进了监狱，没三个月就又把人放了出来。然后山西、河南的官吏、百姓数千名，上书请求于尚书继续留任山西、河南巡抚。就连身在这两省的周王和晋王都上书附议。
在山西这个深不见底的地方，既能做实事，又能赢得上至藩王、官吏，下至庶民百姓的共同爱戴，于尚书真是个盖世奇才，朕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黄溥闻言，笑着点点头，表示自己理解了。
何宜闻言，也笑着点点头。
朱祁钰又拉着两人去了绛云轩，一边天南地北地聊天，一边等着吃饭。
聊着聊着，何宜忽然把话题转回去，好奇地问道：“微臣一直想不通，陛下到底在顾忌什么？”
朱祁钰无奈地摇摇脑袋：“这种事实在没法说，你没看到岳飞的故事吗。有些人已经掌握了舆论，你一个杀不好，他就能把案翻过来。我不是说岳飞不该翻案啊，我只是说舆论实在太难掌控了。
别说我投鼠忌器，就连太上皇这么明正言顺上位的正统皇帝，当政时也是小心翼翼，每次把大臣们扔进监狱之后，他又不敢杀，关几天过过瘾，最后还得乖乖放出来。
我知道的，太上皇就只杀过杨士奇的儿子杨稷，那还是因为杨士奇这个大奸佞玩的太过分了，恨不能把整个大明的家底全败光，太上皇也是忍无可忍，方才出手。”
何宜非常认同地点点头，但对于太上皇也不好过多评价。
朱祁钰便接着说道：“其实吧，除了眼前这场土木堡之变，我觉得太上皇当政期间，做的事情没什么大毛病。
除了土木堡，再一个就是对麓川用兵十几年，三次劳师远征，穷兵黩武，导致南方不堪重负，遍地都是叛乱。
公允的说，麓川的事，也不能怪在太上皇头上。麓川的叛乱，完全就是源于宣宗皇帝和三杨的爷卖崽田心不疼，破罐子破摔似的瞎搞。
太上皇给他们擦了十年屁股，都没擦干净。我还得接着再擦十年，三杨就是这么摄政的，我要是放过了这帮混蛋，我就对不起太祖和太宗，更对不起后世子孙。
我必须彻彻底底的清算了三杨，给后来的辅政大臣立个警示，谁再敢拿着大明的家底瞎搞，三杨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
黄溥与何宜听完连忙表态，都坚决支持皇帝对宣德朝的大清算。
朱祁钰还没完，越想就越同情朱祁镇，便继续说道：“太上皇本心是希望大明好的，但为什么表现的志大才疏，最后被文臣武将们耍得团团转呢？
就是因为宣宗皇帝和皇太后这俩人不教真的。本来按照汉家制度，帝王心术，是应该口口相传，由皇帝或太子之母打小就灌输给太子的。
结果呢，咱们这位宣宗皇帝就知道斗蛐蛐，啥也没教给太上皇。孙太后教没教我不知道，但我估计教了还不如不教呢。
宣宗给太上皇留下的五位辅政大臣里，三杨肯定不教太上皇真东西，胡濙是个贰臣就更不用说了。就剩一个英国公张辅，还不知道为什么，不受太上皇信任。
所以太上皇治国理政，全靠自己摸索。只不过摸索着摸索着，就被干趴下了。”
何宜与黄溥相互对视了一眼，自家这位皇帝，是真不拿宣宗当爹啊。一口一个宣宗皇帝，连声父皇都不肯叫。
不过好在宣宗也是真不拿眼前的皇帝当儿子，从小就给人赶出皇宫去，弄得相当不体面。父不慈子不孝，谁也别怪谁。
何宜怕皇帝越说越不像，连忙顺着话题谈起了人事：“陛下，今年正月的时候，有个宣德朝的进士，叫做陈鉴。上书说麓川贼酋已经远遁，应该改由云南守臣相机剿灭，而大军主力，则应该速速班师回朝。”
朱祁钰点点头：“嗯，这话倒是不错，如果太上皇真听了他的话，及时撤回明军主力，也就没有土木堡之变了，我也就不用在这里操这份闲心了。
哎，那然后呢，这个陈鉴怎么样了？”
何宜笑道：“王振非要坚持毕其功于一役，彻底剿灭麓川思氏后方才撤军。陈鉴的奏疏使得王振暴怒，令兵部劾之，系狱论死。陈鉴现在还在死牢里关着呢。”
“令兵部劾之？给定的什么罪名？”
何宜苦笑道：“陈鉴任贵州巡按时，曾奏请将四川播州宣慰司改隶贵州。这事被翻了出来，给陈鉴定了个死罪。”
朱祁钰听得有些摸不着头脑：“这算个什么破事，也值得定死罪？兵部真听王振的，就这么弹劾他？
那时候于谦已经调回京任兵部左侍郎了吧，就没有为陈鉴仗义执言一下？”
何宜苦笑道：“宣德朝的重臣们都是啥样的，陛下又不是不知道，您为什么还要问这个奇怪的问题。
陈鉴这个人，在巡按顺天府的时候，还上书言京师风俗浇漓，其故有五：一曰事佛过甚，二曰营丧破家，三曰服食靡丽，四曰优倡为蠹，五曰博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