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利益，顺军本来攻下北京后，取山东是不费一兵一卒的，但是他们后来在山东与在北京一样拷掠，甚至还放纵甚至挑起奴变，完全把旧有秩序打破，甚至把这些士绅豪强逼对了对立面，逼的他们起兵诛伪。
他们反抗顺军，也还有忠效明朝之意。
但经历了顺军的劫掠后，这些山东望族对于接着入关的清军，反而表示了支持，最主要的还是清军对他们的招抚策略，保护他们的地位和财产。
如果当初大顺入山东后不拷掠压迫他们，他们大多数人可能也乐得拥护新朝，并在新朝做官的。
面对顺军拷掠，奴变打击，陷入焦头烂额中的山东士族选择了跟满清联手镇压顺军、奴变军，重新恢复地方秩序，甚至是必然选择。
清军南下后，山东仍然此起彼伏的义军，其实许多都是奴变而来。
比如谢迁，他原本就是韩氏的奴仆。
经历了大明崇祯帝自缢，北京沦陷，顺军南下拷掠，奴变动荡，清军南下安抚等这些后，山东的士族名门其实就撕裂了。
大部份转而归附了新朝，只有少部份南下去追随正朔，也有一些看破红尘，归隐山门。
比如当初与谢陞他们一起组织义军诛伪的德州在籍御史卢世，积极参与诛伪，但在谢陞等归降清军后，他却以病重为由辞去了清朝给予的原官待遇，但其实他一直在家好好的。
而新城王氏、滨州杜氏都曾经满门忠烈抵抗清军，所以清军南下后，他们都以奉养老人等理由，拒绝出仕。虽然两族在去年的科举中，也都鼓励年轻后进去参加科举，其根本原因，也是这些家族都是以科举起家的，如果不参加科举，没有了举人进士这些功名，家族就会迅速衰弱，尤其是许多士绅特权保不住。
他们也许不想马上出仕，但却不想家族失去士族地位，其内心也是非常矛盾的。
甚至可以想象，当老一辈人逝去后，年轻一辈又还会有几个再执著那些呢。
就好比滨州杜漺，他父亲杜若昧就是在崇祯十五年那场抵抗清军的战斗中死于清军刀下，他当时二十一岁，也参与了那场战斗，但在顺治三年，为父守孝期满的他，却参加了山东的乡试，中举人，第二年又去北京参加会试，中进士。
其实据说杜漺其实是不肯在父亲尸骨未寒的情况下出仕清朝的，但是家族却劝说他去考科举。
家族的利益，生存的压力，让滨州杜氏不可能就此放弃科举，他们的地位必须依靠科举取得功名，然后进入官场，才能维持的住，否则失去这些，那就成了乡下土财主，到时就是任人宰割的。
为了家族，杜漺万分犹豫下，最终还是妥协赴京，最后名列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乱世的动荡，让杜漺明白自己的责任，在那几年，奴仆叛变，盗贼蜂起，不法之徒趁火打劫，杜漺被迫携全家背井离乡，避难海上，二哥在路上感染风寒，一病不起，杜漺承担起照顾母亲和兄弟的责任，船上物资短缺，阴寒湿冷，颠沛流离，毫无保障，这一切都让他印象深刻。
田园荒芜，田地被奴仆佃户抢占，田租无着，牛羊散失，甚至连祖宅都让人占去。后来清军南下，家乡才恢复些定稳，杜漺也得以回到家乡，甚至收回了田地祖宅等。
其后清军征派渐多，没有功名越发受到压迫，杜漺也是无可奈何才被迫踏上科举之路，出仕清朝。
滨州杜家和新城王家，可以说是当时山东士绅里有名的代表，他们曾经激烈抵抗，慷慨起义，满门忠烈。
但也在后来的动荡中，家道衰弱，
杜漺最终为了家族，也只能被迫参加科举博取功名。
而王家的王士祯兄弟几个，在邹平外祖父孙氏家居住避难，日子还不算特别艰难，后来其父王与敕被举荐入仕，他以父亲象晋年老为由辞，并让几个儿子在家安心读书。
这既是因为王家曾抵抗鞑子满门忠烈死了三十多个，也因为兄弟与胤全家自杀殉国，所以王家心中更怀怨愤。
当然，王家姻亲多，都是世家名门，他们许多都出仕清朝，包括他们寄居的孙氏家族，以及淄川的高家等，所以一时半会家族还能保持。
孙孝恩跟皇帝诉苦，说的也确实是实情。
并不是山东皆降，只是他们确实经历许多。朱以海起兵时，浙东义绅四起，其实当初山东也一样啊。
可山东没有出一个如朱以海这样的圣君，只有扶不起的衡王，早早被掳去然后归附的德王，有骨气的鲁王还早南下走了。
山东人能依靠谁呢，当他们起义然后被扑灭，最终多数人选择了归附新朝。
朱以海对这番话倒有几分认同，因为历史本就如此，就如真实的历史上，浙东起义虽然激昂慷慨，但并没能坚持多久，很快就被扑灭，虽然仍有一些退到海上，如张煌言张名振等跟着朱以海这个海上监国，硬是再坚持了十八年。
但绝大多数人还是被击败，最终妥协归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