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如果只搞农业，废掉工商，后果是很吓人的，这种事情也只能短期为之。
否则很难长期，毕竟就算只顾军事，也不是只要粮食就够的，也还得各种武器装备等等。
更别说，打仗除了耗费粮食，更耗费银钱。
所以这两年，朱以海也开始在江浙等地，慢慢的放开种植限制，不断的扩大或者说恢复经济作物的种植，虽然放开的比较谨慎，一点点放开，始终要求保证粮食安全。
但大趋势是好的。
广东做为大后方，保证粮食自足，再适当的给朝廷上缴量的同时，加大恢复工商，恢复经济作物甚至养殖业等，这是必须的。
广东一个佛山镇，在明末的时候，其冶铁制器的能力已经非常惊人，广东以往出口的铁器极多，仅是铁锅铁壶，就名扬海外，外贸出口量惊人，创造极大利润，带动着烧炭、挖煤、珠江运输、铁矿开采等一系列产业发展。
一个简单的算法。
种一亩桑叶，养八九筐蚕，一个妇人，忙碌一年，可以养好几茬，这些蚕大约能缫八斤丝，可以织二十匹绸。
良田种麦谷，丰年每亩纵收二三石，不过值银二三两，若种桑叶，每亩采叶养蚕可收水丝八九斤，值银十五六两。
如果种棉花，籽棉亩产八十斤左右，市价百斤银二三两，每亩种棉收入也有二两左右，妇人织棉布，日织一匹，若是再加半夜，熟练的能织两匹。
如果种烟草，也是收益数倍于稻麦。
种桑养蚕的，丝贵的时候，养蚕一筐就能当种一亩粮的收益。
市价好的时候，种桑养蚕是种稻收益的四五倍甚至十几倍。
所以当粮食问题没那么紧张的时候，必须放宽限制，给百姓恢复经济作物，既是给百姓增加收益，同时也为市场提供活力，更为朝廷多得税赋。
当然，这里面始终也还有个度。
晚明起，江南地区就是已经无序乱种了，为了经济收益，农民会把所有的地都种经济作物，连自己的口粮都买的吃。苏州、松江、杭州这些江南大城，已经完全依靠湖广江西等外地粮。
甚至本地都没有什么存粮，每次稍发一下洪水什么的，城中没有粮食运进来，就会粮价大涨数倍。
甚至出现饥荒。
这种情况就明显是不行的。
所以朱以海现在跟张煌言讨论的，就是红线还是得划的。百姓有田地的，得定个比例，逐年放宽。
比如现在，粮食问题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如广东这样的后方，十亩田地，可以种植两三亩的经济作物，剩下的七八亩必须保证种粮，以后情况好，还可以再适当的放宽一两亩。
不能全去种经济作物。
粮食起码得先能够本地自足，保证本地供应，再留有一些余地。
剩下的田地再去发展种经济作物。
具体的比例，就得视各地田地数量，人口数量等，来调整，必须保证粮食自给自足，还能有些富余存储和上缴。
给百姓让利发展同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这些经济田，适当的征些收税收。
比如种棉的种桑的种烟的种药草的，根据实际产出收益情况，按粮田田赋十收一左右的比例，加补一些。
一亩粮田是征田赋二斗，如果种桑棉是种粮几倍收益，那么肯定得适当加征一些，但也要考虑到如桑田收益虽高，但其实是要加上养蚕附加，种棉收益高，也有织布这些附加劳动在内，所以给出一个桑、棉、烟等田地种植的新税率，必须得合理，不能伤农。
“广东地处大明南端，虽有海运之便，但如果从岭南运粮到北方来，实为不便，成本也高，所以朕还是希望岭南大力发展工商、贸易。”
“岭南自产的粮，百姓留足口粮后，统一征收采购，然后也不需要北运，就在岭南各府县，设立粮仓，直接存储。少部份，运往周边的江西、福建、贵州、云南、湖南等省交界处建仓储存。”
朱以海现在对漕运制度也早有调整，一来主要靠海运，二来对百官等，不再发放禄米，而是仅发给少量，以供口粮，其余的都是折银发放。
这样的话，朝廷漕运负担减轻。
粮食的调配，主要是沿海、沿长江、运河，沿主要交通干线建立起转运仓储制度，粮食分储于这些干线上，各地有需，则就近调配，然后再周边补满。
不需要把大量粮食都储备到两京地区等。
在那些交通枢纽，区域中枢位置，建立起大仓，这就跟朱以海以前网购喜欢京东买东西，因为他速度快一样。而他速度快，主要就是他们在各地建立仓储中心，就近发货。
所以朱以海认为粮食也完全可以这样。
以前隋唐时就这样干，大型粮仓可以存储几千万石粮食。
大明漕粮运输，一年运几百万石漕粮入京，结果耗费的却是起码两倍以上，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