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云费尽心力想挖掘国家的顶尖技术人才，他也知道这样会对国家的科研工作有影响，可面对当前这个百年难得一遇的人生机遇，他真的无法抵制这样的诱惑。
搞科研是以人为本，包括欧美日本等国家，尤其是日本，政府的扶持力度很大，一直都很鼓励国内顶尖公立高校的优秀学生从事芯片产业，并且对芯片产业还有减税等扶持政策，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的储存芯片产业才能打败美国，迫使美国放弃在储存芯片领域上的竞争，从而成为世界储存芯片的霸主。
另外在台湾地区，对于芯片企业的扶持更是不遗余力，在1980年的时候，世界芯片产业的格局是美国电子工业属于第一梯队，拥有超强实力，中国微电子工业总体水平与德国苏联日本差不多，都属于第二梯队，韩国台湾的时候连三流都排不上，因为那时候的韩国三星电子lg才刚刚起步。
台湾的台积电，联发科，日月光技嘉，华硕，微星，广达，威胜等等，通通不存在，还在娘胎里怀孕，直到1986年，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制银河2号10亿次超级计算机的时候，台积电还没成立呢，这批突然冒出来的台湾电脑厂商，全部是在1986年美日半导体战争后，美国扶植起来的，用来压制日本和中国民用电子工业。
其实早在1976年，台湾地区开始以硅谷为范本，规划半导体科学园区。
仿照斯坦福、伯克利等名校与产业集群合作的模式，将园区设置在了与清华大学、工研院、交通大学等比邻而居的新竹。
这里汇聚了集成电路、电脑及周边、通讯、光电、精密机械、生物技术等六大产业，成为台湾地区的高科技基地。也是人才的虹吸器，新竹甚至流传着“招牌掉下来就会砸到一个博士”的笑话。
由此可见，台湾芯片产业能够崛起，也是离不开他们当地政府的强力扶持的，如果没有政府部门扶持，日本和台湾的芯片产业都不可能汇聚如此多的人才，将整个产业做起来。
段云作为一个私营的企业的老板，想凭借一己之力让中国的芯片产业做起来面临的困难是非常巨大的，在后世的时候几乎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然而在80年代末期，段云去有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遇，他凭借销售电子产品赚取了大量的现金，同时也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支持，而最为重要的是，当前中国国内实行的韬光养晦和买办政策导致大量科研项目经费短缺，科研人员收入微薄被迫下海，而这就给了段云一个可以大量招兵买马的机会。
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私营企业唯一一个可以涉足芯片产业的黄金窗口期，而到了90年代以后，段云哪怕加大10倍的投入，也很难完成追赶，同时还要和大量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抢人才，难度会非常巨大。
段云如果想完成弯道超车，他就必须拥有国内顶级的研发团队，对于一般的普通研发人员，段云其实并不缺乏，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员到深圳应聘，只要段云把价格开得高一些，不愁招不到高学历的技术人才，然而段云如果想邀请国内顶尖的具备能够领导团队独当一面的人才，这就比较困难了，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种能担当国家级科研项目的人才在国内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并不是学历高就可以的，重要的是经验和技术底蕴。
也正是因为如此，段云才不惜开出高价，让李云鹏这样的人物出面帮忙，一定要将北自所的总工程师邀请过来。
虽然挖走蒋明炜对北自所是一个重大损失，但即便段云不这么做，蒋明炜的命运也早已注定。
到了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的春风已经演变为狂风巨浪。
在下海经商时代的浪潮中，体制内的科研单位经费有限，收入太低，人才不断流失，蒋明炜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辛苦栽培的研究生，一个个抓上外资的高薪橄榄枝。
而到了1994年的时候，北自所也开始下海了，而且给自己选了一个高大上的外资合伙人，成立了北京利玛自动化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蒋明炜出任总工程师以及总经理。
但看似繁荣的市场化并没有助推国产工业软件的崛起，反而将北京利玛等先行者推入深渊。
因为尴尬的事情出现了，蒋明炜等人研究的这些工业软件叫好难叫座。
因为90年代的中国市场处于边奔跑边修补的状态，绝大部分私营企业都是人力密集型，粗放式增长，赶上平均10%以上的gdp增幅，在经营的红红火火，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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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些老板对企业的运营的认知还处于原始的阶段，对产品研发技术并不重视，更谈不上信息化水平。
所以看起来市场需求旺盛，但实际上真正买单的却不多，价格要不上去，连北京利玛在内的头部企业盈利状况都不容乐观，甚至连年亏损，研发投入无力，更谈不上其他那些跟着喝汤的小弟们。
而到了90年代末期的时候，国